第一百七十二章古语新声
阅卷房里，张侍郎桌上摊着两份试卷。一份是第二场策论的正卷，另一份是那份多出来的“财政三柱”文章。几位同考官围在桌旁，神色各异。
“这‘岁计预筹’……”刘学士指着文章中的一段，眉头微蹙，“可是指预先计算全年收支？”
张侍郎点头：“正是此意。你看他解释——‘仿《周礼》司会之法，岁首核旧年实收，估新年可入，量事定费，事前筹划’。这是把古法用在了今事上。”
严参议在旁边冷哼：“说得轻巧。朝廷用度，变数繁多，岂能事事预先？”
“所以才要‘估’和‘量’。”张侍郎不疾不徐，“总比现在这样，哪里着火了才去扑，哪里决堤了才去堵，要强。”
继续往下看，出现了“度支公示”四个字。这概念更陌生了。
“这是何意？”一位老翰林问。
张侍郎沉吟：“依文中解释——‘度支大数，可择其要者，颁示朝堂。使百官知国库虚实，共思开源节流之策’。意思是，朝廷每年的收支大数，可以让官员们知道。”
“这怎么行！”严参议立即反对，“度支机密，岂能示人！”
“不是全部公开。”张侍郎指着文章，“你看，他说‘择其要者’，‘限品级可知’。意思是选择重要的数据，在一定级别的官员中公开。比如各部尚书、侍郎，该知道国库还有多少钱，还能办多少事。”
刘学士若有所思：“这倒有些道理。现在户部把着账本，其他部要钱时不知虚实，要么漫天要价，要么不敢开口。若有个大数参考，或许能减少些扯皮。”
接着是“通商惠工”。这词出自《周书》，但林湛赋予了新意。
“他说‘工商非末业，实乃互通有无、繁荣市井之要’。”张侍郎念着文章，“建议‘减关卡、轻税赋、护商旅’，还要‘设工坊，传技艺，出新品’。”
严参议又摇头：“士农工商，次序不可乱。工商者，逐利小人，岂可鼓励？”
“但他没说把工商提到农桑之上。”张侍郎反驳，“他说的是‘农为本，工为辅，商为通’。农桑固本，工商活络，各得其所。”
几位考官继续往下读。林湛在文章中用了大量典故来包装这些新概念。
讲“岁计预筹”时，他引了《礼记·王制》“量入以为出”，又引了唐代刘晏的“常平法”，说明早有先例。
讲“度支公示”时，他引用《汉书》“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说萧何靠的就是掌握数据。
讲“通商惠工”时，他搬出《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史公都承认“商贾之利”，又引宋代王安石“市易法”的得失，论证工商管理要得法。
每个超前概念，都穿着古人的外衣。看起来是在复古，实则在创新。
“此子读书极博。”刘学士叹道，“你看这些典故，信手拈来，用得恰当。”
严参议却抓住一点：“文章虽好，但有些想法……太过理想。譬如这‘审计独立’，他说要‘直隶中枢，轮换巡察，不受地方掣肘’。这要触动多少人的利益？”
“所以才要写出来。”张侍郎平静道，“能不能做是另一回事，但有没有人想到、敢说，是第一步。”
几位考官争论起来。有人认为这些想法“离经叛道”，有人认为“切中时弊”，还有人觉得“说说可以，做做太难”。
张侍郎一直没说话。等众人声音稍歇，他才缓缓开口：“诸位还记得嘉靖二十年的殿试策问题吗？”
众人一愣。嘉靖二十年，正是张侍郎中状元的那科。
“当年的题目是‘问治国之大经大法’。”张侍郎回忆，“我写了三天，引经据典，自认写得花团锦簇。后来入翰林，参与修史，看到历代兴衰，才慢慢明白——治国不在文章漂亮，在能不能解决问题。”
他拿起林湛的文章：“这篇文章，文采不算顶尖，但字字落在实处。他说的这些，哪一条不是现在朝廷头疼的问题？哪一条不是我们私下议论过却不敢写出来的？”
阅卷房安静下来。
“岁计预筹——现在朝廷用度，确实是一笔糊涂账。今年收多少，明年花多少，没人说得清。往往是哪里急了，就从哪里挪。”
“度支公示——各部要钱，户部哭穷，到底真穷假穷？若有个公开的大数，至少能减少些猜疑和扯皮。”
“通商惠工——江南税赋半天下，靠的是什么？不就是工商繁盛？但朝中总有声音要压制工商，怕坏了农本。”
张侍郎一一说来，几位考官默默听着。
“至于‘审计独立’……”他顿了顿，“诸位在地方为官时，可曾被账目问题困扰？可曾想查清一笔款项，却被人情关系绊住？”
这话问到了痛处。在座的都是过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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