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国会听证会·演讲
房间里很安静。他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也能听到长桌后面某位议员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我在麦里屯做的事情也很简单。清排水沟，修粪池，换水源，建公厕，收垃圾，制肥料。花了八十英镑。”
他把麦里屯的账目一张一张地拿出来，摆在桌上，像一个商人在展示自己的账簿。
“八十英镑。在伦敦买不到一栋房子，买不到一幅像样的画。但在麦里屯，八十英镑救了三百个人的命，让六十三户人家不用再喝脏水，让五十户人家不用再封窗户，让一个镇子的面貌彻底改变。”
他看了一眼巴林顿爵士。巴林顿爵士微微点了点头。
“先生们，我知道各位关心的是什么。国家正在打仗，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窗户税每年两百万英镑，这笔钱进了国库，用来造军舰、□□炮、养士兵。没有这笔钱，战争打不下去。”
他停了一下。
“但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窗户税的两百万英镑，有多少真正进了国库？”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表格，举起来。
“窗户税的征收成本很高。收税员要入户核查，要跟穷人斗智斗勇，要罚款、要催缴、要打官司。刨去这些成本，实际进国库的，不到一百五十万。”
他把表格放在桌上，又拿出另一张。
“承包税不一样。承包商自负盈亏，政府不出钱，只收税。征收成本几乎为零。我算过，如果全英格兰都推行承包制，承包税的年收入大约是两百零七万英镑——比窗户税的实际收入多五十多万。”
他把那张表格也放在桌上，两张并排，让议员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数字的对比。
“先生们，打仗要钱。这笔钱不从窗户税来，就从承包税来。你们选哪个？”
长桌后面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帕金森先生没有动，只是看着西奥多，目光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西奥多没有等他们说完，继续说下去。
“我恳请国会授予我试点授权。伦敦城主教门教区，作为人口稠密的大城镇片区；赫特福德郡麦里屯集镇，作为典型中型乡镇；同郡朗伯恩村教区，作为小型乡村样本。三处不同层级的区域，一年时间。”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地图，展开，挂在桌前的架子上。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三个地方，一目了然。
“试点期间，我全权负责三地的垃圾清运、粪便处理、公厕建设、道路清洁与整体环境改良。自负盈亏，不申领政府任何拨款与补贴。仅依靠粪肥外销、公厕收费、广告经营及乡村清洁服务维持运营。”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长桌正中央的主席。主席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表情看不出是赞同还是反对。
“同时恳请国会特批，此三片区域在试验年内免征窗户税。不是永久免征，是一年。一年之后，拿实际收益说话。如果承包税的收入比不上窗户税，恢复窗户税也不迟。”
他深吸了一口气。
“先生们，民众为税，可以紧闭窗户。但人之一身，排泄乃是天性，无从关闭。污秽之物，必源源而生，无可避免。而只要有人在，这财富的源头，便会源源不断。”
房间里的声音彻底安静了。
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翻动纸张，没有人咳嗽。甚至连窗外街道上的马车声都像是忽然远了。
西奥多站在听证席上，看着长桌后面的那些面孔。有些人皱着眉，有些人张着嘴，有些人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他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他知道，那句话打中了什么。
他等了三秒钟，然后继续说。
“粪便不是污秽，是被浪费的财富。垃圾不是废物，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我提议的方案，不是施舍，不是慈善，是一笔生意——一笔政府不出钱、只收税的生意。国库增收，民众得利，疫病减少。于国于民，于体面于安定，皆是利莫大焉的善政。”
他说完了。
房间里安静了五秒钟。
然后，长桌后面的一位议员开始鼓掌。不是那种热烈的、大声的鼓掌，是那种克制的、轻轻的、一下一下的鼓掌。接着，第二个人也加入了，然后是第三个人。掌声不大，但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每一个声音都听得很清楚。
主席没有鼓掌。他看着西奥多，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菲利普斯先生，请坐下。委员们有问题要问你。”
西奥多点了点头，在听证席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提问的是一位瘦高的中年绅士，戴着一副单片眼镜，说话的时候头微微偏着，像是在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西奥多。
“菲利普斯先生，你的方案听起来不错，但我有一个疑问。你说承包商自负盈亏，政府不出一文。但如果承包商做了一半做不下去了，或者收了钱不干活，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先生，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西奥多说，“首先，承包商不是‘收钱不干活’——恰恰相反，承包商要先向政府缴纳承包税，才能拿到经营牌照。钱是先进国库的，活是后干的。如果承包商干到一半做不下去了，亏的是他自己的钱，政府的税已经收了。”
议员皱了皱眉。“你的意思是，承包商先交税，后干活？”
“正是。承包税按年缴纳，每年年初支付。政府拿到钱之后，再让承包商进场运营。如果承包商中途跑路，政府的税已经收了，损失的是承包商自己的投入——设备、人工、材料，这些都是他提前支出的。政府不承担任何财务风险。”
“那如果承包商跑了，卫生没人管了，谁来收拾？”议员追问。
“所以我在提案中建议建立明确的监督机制——由教区与市政官员定期巡查环境卫生成效。若环境未获改善、民众不满、承包商疏于履职，次年即刻剥夺其承包资格，另行竞标。政府手里有承包税，可以拿这笔钱临时雇人维持基本运营，直到新的承包商接手。”
“那预付款呢？”议员说，“承包商买设备、雇工人，这些钱都是提前花的。如果干了半年就被剥夺资格，他不是亏大了？”
“是亏大了。”西奥多说，“所以承包商有强烈的动机把事情做好，把账做平，把卫生搞干净。这个机制的设计，就是为了让承包商不敢偷懒——偷懒的成本，比好好干的成本高得多。”
议员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下一个提问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绅士，坐在长桌的正中间，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西奥多不认识他，但巴林顿爵士后来告诉他，这位是前内政部官员，在议会里说话很有分量。
“菲利普斯先生，你说你的方案可以替代窗户税。但窗户税是国家税收，是法律规定的。你说替代就替代，凭什么？”
“先生，我不是说替代就替代。”西奥多说，“我是说用实际收益来检验。试点期间窗户税减半征收，承包税补上缺口。一年之后，把两本账放在一起比一比——哪本账更厚，就用哪本。”
他停了一下。
“如果承包税的收入比不上窗户税，我无话可说，窗户税照旧征收。但如果承包税的收入超过了窗户税——先生，到那时候，不是我要替代窗户税，是数字要替代窗户税。”
老绅士看着他，没有说话。
第四个提问的是坐在角落的一位年轻议员。他看起来三十出头，头发梳得油光发亮，领结打得一丝不苟，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不耐烦的语气。
“菲利普斯先生，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西奥多说。
“二十二岁，”年轻议员重复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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