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应天府，或者说南京，在大明帝国的版图、或者地理位置上占据着一个独特而微妙的位置。
自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将都城北迁至北京后，南京虽不再是权力中枢，却仍完整保留了一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官制，这便是明代特有的“两京制”。
当年布局，是想着若北方遭遇边患、天灾乃至战乱，朝廷可随时南迁，依托南京的城防与完整的官员机构迅速恢复统治。
可百余年来，这套备用的行政体系，即便在“土木堡之变”那般社稷危殆的关头也未曾启用；
久而久之，南京诸衙门的实权早已势微。但机构级别仍在，编制依旧齐全。
正因如此，南京的六部九卿，渐渐演变成了安置失势元老、勋臣宿将的“荣养”之所，或是京城新贵们积累履历、等待腾跃的跳板。
虽大多是有名无实的“清贵”职位，但其中亦有手握实权的例外——南京户部便是核心。
它不仅掌管南直隶的盐科、黄册（全国户籍土地登记簿）与赋税征收，还代管浙江、江西、湖广三省的税赋转运，江南富庶之地的漕粮、盐利、丝绸税，半数都要经南京户部之手入库。
换句话说，大明的“钱袋子”，有一半捏在南京的户部官员手里。
如此特殊的**地位，加之掌控着巨大的经济资源，使得南京及整个南直隶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士绅家族盘踞、势力根深蒂固的渊薮。
再加上江南物产丰饶，文风鼎盛，科举入仕者层出不穷。通过座师、同乡、同寅等关系，他们织就了一张庞大而坚韧的关系网络。
仅以科举为例，有明一代，应天府一地便出了五百余名进士，而邻近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区等地）亦出了三百六十余名，其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足见此地文脉之盛与仕宦根基之深。
这些家族往往累世官宦，田连阡陌。族中子弟通过科举不断进入官僚体系，形成“朝中有人，地方有产”的格局。
地方官上任，若不拜会这些士绅世家，政令便寸步难行；卫所将领需靠他们供给粮草，甚至要将屯田佃给士绅收租；连南京六部的官员，也多是江南士子出身，遇事往往先顾着“乡党情谊”。
因此，在江南士绅看来，他们早已是能与朝廷中枢分庭抗礼的庞然大物。他们自信地认为，即便是皇帝，面对这“铁板一块”的江南利益集团，也需投鼠忌器。
毕竟，强如当年的永乐皇帝，对江南士族亦多以怀柔为主。而在他们看来，龙椅上那位登基不过月余的年轻天子，言辞再激烈，只要尚存理智，就绝不敢轻易触动他们的根本。
正因如此，纵然朝廷的新政政令一再下发，在南直隶官员的消极应对和士绅的暗示施压下，也几乎寸步难行。
这也是朱由校决心派遣魏忠贤南下的根本原因：江南，需要一场场血的洗礼，数百年的特权与优待，已让这些士绅对皇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轻视。
而南直隶总兵崔旭东虽然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明显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可实际上江南表面的富庶下，早已是“烈火烹油”的局面。两百余年承平，人口滋生，而土地兼并犹如贪婪的饕餮，从未止息。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并非古籍上的慨叹，而是江南日益尖锐的现实。
财富通过科举特权、投献避税等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少数官绅巨室集中，而沉重的赋役则层层转嫁到日益困苦的自耕农与佃户身上，一年劳作，交租后几乎所剩无几，遇上灾年更是卖儿鬻女。
地方官虽看在眼里，却要么收了士绅的好处，同流合污，要么怕引火烧身，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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