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债》中卷第十九章·流水半生
一、铜川的黄土
黄土塬的春天来得迟。三月了，黑腰带上还留着残雪，东一片西一片，像补丁。铜川这地方，因煤而兴，因矿设市，人说它是渭北黑腰带上的一颗明珠。明珠不透亮，蒙着一层煤尘，阳光照下来，光也是沉的。
广仔，李通广，就生在这煤尘里。七五年他九岁，家在下石节矿边上。父亲是矿上职工，母亲在矿上办公室文员。家是两孔窑洞，冬暖夏凉，墙上糊着报纸，字迹被煤烟熏得模糊。
铜川矿区记忆:因煤而兴，因矿设市。王石凹煤矿，西北首座大型机械化竖井，曾是陕西煤炭经济的“台柱子”。作家路遥曾在此挂职，深入井□□验生活，并在陈家山矿完成了《平凡的世界》。
不远处的耀州窑，炉火曾淬炼出光润的瓷器，闪烁过大唐的风华，鼎盛于宋，其“倒装壶”等已成穿越历史的国礼。手摇电话机、防尘口罩、布票、粮票、各类荣誉证书……构成了矿区立体而生动的生活。
广仔记事起，耳朵里就灌满了两种声音：夜里父亲沉闷的咳嗽，白天矿上广播喇叭的口号。口号响亮，咳嗽实在。
他那时不懂，许多年后才想明白，那咳嗽才是铜川的底色，是地底下掏心掏肺掏出来的声音。
矿区的孩子野。广仔领着一群半大小子，在矸石山上跑，捡“亮炭”——一种能烧出蓝火苗的煤核。远处井架的天轮日夜转着，像巨大的钟表，丈量着地底下的光阴。他们偶尔会溜达到“十里窑场”的遗址去，那里早已没了唐宋的炉火，只剩破碎的瓷片，青釉的、褐釉的，埋在土里，捡起来对着太阳照，能看见里面细密的纹路，像凝固的流水。
一个老窑工曾蹲在废墟边对他们说：“娃娃，看这瓷片，薄吧？亮吧？可它经了千度以上的火哩。人也一样。”广仔听不懂，只觉得那瓷片边缘锋利，能划破手。
他就这么在煤尘与瓷片中长大了。身子骨壮实，像矿上运煤的小火车头，敦敦的。说话嗓门大，人未到，声先来，隔着一排窑洞都能听见他嚷：“妈！饿死啦！”学习倒不上心，唯独爱动，爬高上低，打架是一把好手，但讲理，不欺负人。父亲看他，叹口气：“这崽，不是下井的料。”母亲护着：“能动能吃是福气。”
八五年，广仔十九，考上了省城的财经学院，营销专业。走的那天，父亲送他到矿务局车站。车是绿皮车，慢。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掏出皱巴巴的十块钱，塞给他，手是黑的，指甲缝里的黑，渗进皮肤里了。父亲只说了一句：“出去了，别学虚的。实在点。”
车开动，他看见父亲转身的背影，微驼，慢慢融进灰蒙蒙的矿区建筑里。他忽然鼻子一酸。那时他不知道，就在他离家前一年，一个叫路遥的作家也来到了铜川矿区，挂职当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跟矿工一起下井，一起流汗，准备写一本大书。
广仔的离开，和那个作家的到来，像两条不相干的线，都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寻找着各自的“平凡的世界”。
大学四年，城市的光鲜晃他的眼。他学会了说普通话，穿起了白衬衫，可骨子里还是铜川的土腥气和煤屑味。他谈不来风花雪月，做事却扎实，帮学校联系运动器材，低价高效，辅导员说他：“李通广，你小子是个做买卖的料。”他憨笑，心里却空落落的。城市像一块耀州瓷，光润，冰凉，他摸不着底。
九三年毕业，组织分配他回铜川商业局。报到证捏在手里，薄薄一张纸，却重得压手。他眼前晃过父亲微驼的背，母亲香喷喷的饭菜，还有矸石山上永远灰蒙蒙的天。
夜里，他跑到学校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跑到最后，肺里火辣辣地疼，像吸进了井下的煤尘。他停下来，对着黑漆漆的天，吼了一嗓子，声音撞在围墙上传回来，闷闷的。
他没回去。把报到证折好，塞进箱底。自己买了张站票，一路向东，去了那个只听过的东山省，东海市。那里有个特大型的央企，齐鲁石化，下属一个塑编厂招销售。他不知道塑编是什么，只听说是“搞材料的”。
火车咣当咣当，穿过中原无尽的平原。他靠着车门，看窗外飞速后退的灯火。离家越来越远了。
怀里揣着仅有的五十块钱，和一卷母亲硬塞进来的烙饼。饼已经干了，硬邦邦的。他啃了一口，嚼了很久。忽然想起那个老窑工的话：“经了千度以上的火哩才成煤。”
他不知道，他这一去，便是把自己扔进了时代的洪炉。
彼时，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尚有余温，但锅底的柴禾，已经哔哔剥剥，响着变革的声音。他这只从铜川黑土地里钻出来的小兽，凭着本能，嗅到了风中不一样的咸腥味——那是海的味道。虽然，他还要在“岸边”徘徊数年，才能真正“下海”。
到东海市是凌晨。出了站，黑漆漆的，风硬，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他紧了紧单薄的衣裳，望着远处几点寥落的灯光，那里将是他的“齐鲁石化”。三十万人的大厂，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卧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他深吸一口气，那口气里有陌生的煤化工产品的气味，也有他自己未来半生的尘埃与光芒。
从此，他迈开步子，朝着灯光走去。脚步落在地上，沉沉地响。身后，是渐行渐远的黄土高原；前面，是深不可测的、被称作“人生”的莽莽大海。
他的水，从这里，开始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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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子弟
东海市的东郊，齐鲁石化像一座孤岛。三十万人的厂区，有学校、医院、电影院，甚至有自己的公安分局。外面是麦田和村落，里面是纵横的管道、高耸的塔罐、昼夜不息的轰鸣。空气里常年飘着一股复杂的味道，像硫磺混着甜香，又像是烧焦的塑料——这是石化城特有的气息。
九三年秋，李通广站在塑编厂销售科门口。走廊又长又暗，水磨石地面磨得发亮，墙壁下半截刷着淡绿色的油漆，上半截是惨白。办公室门虚掩着，他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个女声：“进来！”
推门，一股烟味混着纸张的霉味扑面而来。七八张桌子挤在一起，桌上堆着报表、茶杯、算盘。靠窗那张最大桌子后面，坐着科长，姓赵，五十来岁，脸圆，头发稀疏，正端着搪瓷缸子喝茶，缸子上印着“先进生产者”的红字。
“李通广？陕西来的？”赵科长上下打量他，目光像尺子，“营销专业？嗯，专业对口。咱们销售科，现在缺的就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不过，”他放下缸子，慢条斯理，“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咱们厂生产的塑料编织袋，主要供给石化系统内部，尿素、聚乙烯颗粒的包装。销售嘛，说白了，就是跟各分厂、各兄弟单位打交道。关系要熟，脸皮要厚，酒量要好。这三样，你有哪样？”
广仔站得笔直，喉咙发干。一米七八的个子，微胖，健壮，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显得有点局促。“我……我能学。”声音有点大，震得窗玻璃嗡嗡响。
赵科长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嗓门倒是不小。行，先跟着老刘跑跑吧。”他指了指角落里一个埋头写东西的中年人。
老刘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点点头。他面前摊开一本厚厚的通讯录，边缘卷起，密密麻麻记着名字、电话、单位。这就是销售科的全部家当。
广仔的“销售”生涯，就从这本通讯录开始。他的工作是打电话，确认订单，催收单据。电话是那种老式转盘机，拨起来哗啦啦响。他学着用蹩脚的山东话跟对方寒暄：“王主任您好，俺是塑编厂的小李……”对方不耐烦：“知道了知道了，单子不是上周就报了吗？等着！”啪，挂了。他握着话筒，里面传来忙音，嘟嘟嘟，像心跳。
也有好说话的。一个分厂的仓库保管员，听出他的外地口音，多聊了两句：“陕西娃？跑这么远来卖塑料袋？不容易啊。”广仔心里一热。下了班，他去厂里小卖部买了盒“大鸡”烟，不会抽，也点上一根，呛得直咳嗽。烟雾里，他看着窗外巨大的裂解装置，夜晚被灯光照得通明，像钢铁的森林。管道蜿蜒，蒸汽腾腾，发出低沉的吼声。这就是“特大型央企”，他在这吼声里，成了一颗微小的螺丝钉。
日子水一样流过去。他很快摸清了门道：每月25号前要把下月需求报上来；各分厂采购科谁管事，谁只是“点头不算摇头算”；哪个仓库保管员爱喝茶，哪个司机能帮忙捎带样品。他把这些零零碎碎记在本子上，比老刘那本通讯录还详细。
他腿勤，嘴甜，见谁都笑，一口一个“老师儿”。科里人渐渐喜欢这个实在的陕西小伙，说他“不飘”。
那时还是“大锅饭”的尾巴。厂里效益尚可，每月工资按时发，还有奖金。食堂的馒头又白又大，一顿能吃三个。周末，工会组织舞会，在职工俱乐部，锃亮的水磨石地板，顶上挂着彩纸拉花。广仔也去，不会跳，就坐在边上，看红男绿女在《蓝色的多瑙河》里旋转。灯光昏暗，空气里有雪花膏的香味。他会恍惚，想起铜川矿务局的电影院，那里也放过苏联片子，银幕上的男女也在跳舞。不过那里的空气是煤尘味，这里是石化味。
变化是悄没声儿来的。先是厂门口贴出“减员增效”的红头文件。接着，传闻要“剥离辅业”，塑编厂这种“三产”，可能要被推出去。销售科的气氛变了，聊天的人少了，算盘珠子拨得更响。老刘有天悄悄对他说：“小李，你年轻，有文化，早做打算。”广仔没听懂，或者说，不愿听懂。他觉得这铁饭碗，虽然边沿有点磕碰，总还是铁的。
直到九八年的春天。厂里开了大会，主席台上挂着横幅：“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厂长讲话，声音通过麦克风放大，有些空洞：“……鼓励有能力的职工，买断工龄，自主创业，拥抱市场经济的大海……”
“买断工龄”四个字，像锤子砸在广仔心上。他算了一笔账：七年工龄，能拿两万多块钱。两万多，在当年是巨款，也是一条沉船的救生圈。拿了，就意味着和这座庇护了他七年的孤岛彻底告别。
会散了，人群沉默地涌出礼堂。外面阳光很好，照在厂区林荫道上，梧桐树刚冒出嫩芽。广仔走得很慢。他想起父亲黑指甲缝里的手，想起矸石山上捡亮炭的午后，想起大学操场那个对着黑夜吼叫的晚上。他一直想“出去”，从铜川到子博，从一个体制到另一个体制。现在，“出去”的机会来了，外面是真正的、深不见底的“海”。
他走到厂区边缘，那里有一道铁丝网围墙。外面是一片荒地，长满枯草，更远处是麦田，绿意初显。风从田野上吹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清冽，自由，也充满未知的寒意。他抓着铁丝网，网眼冰凉。身后，是石化城永不停歇的轰鸣；身前，是寂静无边的旷野。
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了路遥。那个曾在铜川矿区下井的作家，如果看到他此刻的彷徨，会说什么？大概会让他想起孙少平，那个在铜城煤矿挣扎求生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从黄土地里走出来，都面临过人生的“关口”。关口外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晚上，他给铜川家里打了个电话。手摇电话要转接，等了很久才通。母亲接的，声音遥远而清晰：“广啊，咋啦？”他张了张嘴，那句“我想买断工龄”在喉咙里滚了几滚，最终变成：“妈，我挺好的。厂里……可能要有点变动。”母亲在那边沉默了一会，说：“变动就变动。人挪活，树挪死。你想好了，就做。实在不行，家里还有两孔窑。”
挂了电话，广仔在宿舍坐了半夜。同屋的人早已熟睡，鼾声起伏。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铺成一片冷霜。他摸出箱底那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报到证，纸质已经发脆。九三年，他没走那张证安排的路。现在，他再次站在了选择的岔路口。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远处，裂解装置的灯火依旧璀璨，像一堆永不熄灭的篝火。那火光曾经温暖过他，也映照过无数人的青春与安稳。但篝火旁太拥挤，暖意也让人昏昏欲睡。他想起赵科长的话：“关系要熟，脸皮要厚，酒量要好。”这七年，他学会了这些，但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在胸中蠢蠢欲动，像煤矸石里埋着的亮炭，等待被点燃。
几天后，他在买断工龄的协议上签了字。名字签得很大，很用力，最后一笔几乎划破了纸。拿到那张两万三千六百元的存折时，手有点抖。薄薄一张纸，比当年的报到证重多了。
走出厂办大楼，正是中午。阳光刺眼。他下意识地走向销售科，走到门口，才想起自己已经不属于这里了。他转身，沿着那条走了七年的水磨石走廊往外走。脚步声回荡，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
厂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巨大的厂牌，“齐鲁石化塑编厂”几个字在阳光下反射着金属的光泽。他看了很久，像要把这景象刻进眼里。然后，他迈开步子，走进了那片阳光里，走进了九八年春天温暖而凛冽的风中。
海，就在前面。他这只从黄土高原走来，在石化孤岛上栖息了七年的鸟，终于要振翅，投向那片茫茫的蔚蓝。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风浪，还是海阔天空。
他只知道，水已出山，再无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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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潮信初起
一九九八年夏，广仔揣着两万三千六百元的存折，走出齐鲁石化的厂门。他没回头，步子迈得大，水泥路被太阳晒得发白，晃眼。风里有乙烯装置低沉的喘息，像巨兽的鼾声。这声音听了七年，此刻听来，竟有些送别的意味。
他径直去了厂生活区对面的“兴隆茶馆”。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点了一壶最便宜的茉莉花茶。茶叶在粗瓷杯里浮沉，他掏出通讯录——不是销售科那本公用的，是他自己的私册，牛皮纸封面，边角磨损得厉害。里面记的不是名字电话，是脾性喜好：“供应处老张，嗜酒，尤爱景芝白干，其妻有腿疾”；“橡胶厂王科长，好钓鱼，周末常去萌山水库，可用蚯蚓饵”；“化建公司李主任，独子今年考大学，欲报计算机专业”……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是他在体制内七年，用无数包烟、无数顿酒、无数句恰到好处的“关心”换来的海底图。
茶喝到第三泡，他起身，走到柜台，借用了茶馆那部油腻的红色公用电话。手指在转盘上拨号，哗啦啦，像开启一道闸门。
“喂，张处吗？我小李，塑编厂的小李啊……对，出来了，自己折腾点小买卖……瞧您说的，还不是靠老领导们提携……晚上？‘鲁味斋’？哎哟，那可让您破费了，一定到，一定到！”
第一个电话打出去，像石子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涟漪比预想中扩散得更快、更远。当晚的“鲁味斋”包厢，来了五个人。除了供应处的张处，还有橡胶厂、化建公司、热电厂的熟人。桌上摆的不是茅台五粮液，是本地酒厂出的“黄河龙”。酒过三巡，张处拍着广仔的肩膀，舌头有点大：“小李啊，你小子，实在！在厂里那会儿，我那点破事，就你记得清！出来了，好！这年头，有本事的人不该困在笼子里！往后，厂里计划外批的那些零碎料头、等外品，别人拿要条子要批文，你小李来，打个招呼，只要不违反大原则，我想办法！”
这话像一把钥匙。齐鲁石化这艘巨轮，每日吞吐原料以万吨计。在严密的计划调拨之外，总有细微的缝隙：质检时波动产生的“临界料”，运输途中受潮的“降等级品”，实验车间生产的“小批量特种料”……这些“计划外”的东西，进不了正规渠道，却又是下游无数乡镇小厂渴求的“粮食”。它们需要一个灵活、可靠、懂得规矩的“二传手”。
广仔就做了这个“二传手”。他没急着注册公司，就在茶馆后院租了间废弃的储物室，挂了块木板，用红漆写上“通广物资调剂”。字是他自己写的，颜体，敦厚扎实。生意从“调剂”
开始：老张那里批出两吨高压聚乙烯边角料，他连夜找车拉到三十里外一家做塑料盆的乡镇厂；王科长库里积压了些聚丙烯副牌料，他牵线给一家新兴的编织袋厂。他不做一锤子买卖，价格公道，质量描述绝不夸大，送货结账从不拖延。他的资本不是钱，是七年攒下的“人缘”，和“李通广这人靠谱”六个字的口碑。
第一个月结账，刨去所有开销，净赚三千八百块。比在厂里一年的奖金还多。他没有欣喜若狂，去银行把大部分钱存了，只取出五百，去了趟百货大楼。他买了条“红双喜”香烟，拆开，下午回到茶馆，见人就散。“李老板发财啦？”相熟的茶客打趣。他笑着摆手：“发什么财，混口饭吃，靠大家帮衬。”烟散得自然，话接得朴实，没人觉得他“飘”。
他心里有本账：这潮信刚起，远没到涨潮的时候。
生意很快不再局限于“调剂”。依托齐鲁石化原料处这棵大树，他开始有意识地“屯货”。听说下个月进口料可能紧张，他设法从老张那里多批出些国产料；知道某小厂急需一种冷门牌号的树脂，他提前从实验车间“调剂”一点备着。他的“仓库”，从茶馆储物室，换到城郊一个破产乡镇企业的旧车库，最后租下铁路货场边两间正式的砖瓦房。里面堆的，不再是袋装颗粒，开始出现整齐码放的吨包和集装箱。
他依然骑着那辆二手自行车，车铃铛响得清脆，人未到，声先来。只是后座上常夹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鼓鼓囊囊，里面除了账本、名片，还多了些东西：给老张带的治疗腿疾的膏药，给王科长小孙子带的卡通书包，还有各种宴会请柬。他的酒量在实战中突飞猛进，但他懂得节制，从不烂醉。酒桌上，他话多了，有时也“吹”：“这批料子，华东市场都紧俏，也就是我跟那边熟……”听的人将信将疑，但看他实实在在能从齐鲁石化弄出货来，也就笑着附和他。这“吹牛”，像打出去的烟幕弹，半真半假间，为他抬了声势，也试探着更远的商机。
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从一条依附于石化巨轮的舢板，慢慢变成一艘有自己动力的小船。市场的大海开始在他面前展现真实的模样：有通往南方的航道，那里乡镇企业如饥似渴；有北上的航线，那里国企改制正催生无数机会。他不再只盯着东海市周边，通讯录里开始出现浙江余姚、广东东莞、河北任丘的电话号码。
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他接到一个温州老板的电话，要一批急用的聚氯乙烯，数量不小。对方在电话里语气焦灼，价格开得诱人。广仔放下电话，在窗前站了很久。雨水顺着玻璃蜿蜒流下，窗外货场的龙门吊在雨雾中像个沉默的巨人。这笔生意利润丰厚，但风险也大，要调动他几乎所有的流动资金，还要打通好几个关节。
他想起父亲的教导：挖煤工挖煤时，遇到风险，他会停下来，敲敲顶板，听听声音，判断哪块煤可以动，哪块煤动了会塌。冒险，但不是蛮干。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电话，先打给原料处的老张，迂回地探听近期PVC的调配情况；又打给铁路货运站的朋友，确认车皮；最后，给温州那边回了电话，语气沉稳：“林老板，货可以搞，但价格要再谈两个点，预付五成，子博站车板交货。”对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那一次，他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钱汇到账户的那天，他去燕子工作的银行办了转存。燕子帮他填单子，看着那个数字，惊讶地抬眼看了看他。广仔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晚上，他请燕子吃饭，还是那家小菜馆，还是点了红烧肉。但这次，他给燕子夹菜时，手很稳，眼神里有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沉静的光。
回去的路上，雨停了，月亮出来，清辉洒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广仔推着自行车，对燕子说：“你看，这月亮，跟咱铜川的是一个。”
燕子轻声说：“可照着的，不是一样的路了。”广仔点点头，没再说话。
他心里的山峦，翻过了一座，眼前又见群峰。海更大了，风更高了，但他的船，似乎也更结实了些。他知道，潮水正在上涨，他必须抓紧时间，把船造得更大，才能驶向更深、更远、也更险的洋面。那个叫“全国”的词汇，第一次如此具体而灼热地，烙在了他的蓝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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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与心渡
钱像潮水一样涨起来的时候，广仔在东海市东区买了套房子。三室两厅，阳台宽阔，能望见远山淡淡的轮廓。搬家那天，他没请搬家公司，自己开着那辆新买的捷达，一趟趟拉。最后一车，拉的都是旧物：掉漆的木箱，印着“先进生产者”的搪瓷缸，那本牛皮纸通讯录，还有从铜川带来的、父亲用过的一把旧锉刀，刀柄被手汗浸润得乌亮。
新家空旷，脚步声有回音。他站在光可鉴人的瓷砖地上，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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