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袭后的第三天,延安开始了全面重建。
被炸毁的窑洞旁,人们用最原始的工具——镐头、铁锹、柳条筐——清理废墟,然后重新挖土、夯墙、安门窗。印刷厂的机器从瓦砾下挖出来,擦干净,居然还能用;图书馆的书籍一页页摊开晾晒,珍贵的文献用油纸重新包裹;医院的伤员得到精心救治,牺牲者的遗体被安葬在清凉山下的烈士陵园。
生活继续,但节奏变了。
按照紧急会议的决定,重要单位和设施开始实行“随机作息”。抗大的上课时间不再固定,有时清晨六点开课,有时傍晚五点;印刷厂的工作改为三班倒,但换班时间每天随机变动;甚至机关食堂的开饭时间,也变成了一个“秘密”——每天早晨才通知当天的用餐时间表。
起初很不适应。有人抱怨,有人记错时间,但没有人反对。因为每个人都记得那天的轰炸,记得那些在睡梦中被炸死的人。打破规律,是为了活下去。
特别班的课程也调整了。林晏增加了“反侦察与反渗透”的专题,结合空袭案例,讲解如何识别和防范敌人的情报搜集。
“时间战法不是单向的。”他在课堂上强调,“当我们研究敌人的规律时,敌人也在研究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打破敌人的规律,也要保护自己的规律不被敌人掌握。”
他举了个例子:“假设你们连队每天早晨六点出操,这是规律。敌人知道这个规律后,可能会选择在出操时偷袭。怎么办?不是取消出操,是让出操时间随机化——今天五点,明天六点半,后天干脆不出操改为夜间训练。这样,敌人就无法预测。”
“但这样会不会影响训练效果?”一个学员问。
“会,短期内会。”林晏承认,“但比起被敌人偷袭造成的伤亡,这点影响值得。而且,随机化本身也是一种训练——训练部队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适应能力。”
这个观点引发了热烈讨论。前线干部们从实战角度提出了各种问题:随机化后怎么保证命令传达?怎么协调友邻部队?怎么保证后勤补给?
林晏一一解答,但他知道,这些问题没有完美答案。战争永远是两难选择,是指挥员在有限信息和巨大压力下的艰难取舍。
课堂外,另一种“课程”也在进行。
刘振国被列入了重点观察名单。秦科长安排了两名隐蔽战线的人员,轮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同时,对特别班其他学员的背景也进行了更深入的核查。
林晏的任务是“正常接触,观察异常”。这意味着他必须像对待其他学员一样对待刘振国,不能表现出任何怀疑,但又要留意每一个细节。
这很难。每次和刘振国交谈时,林晏都感觉自己在走钢丝——既要获取信息,又不能引起警觉。
周三下午,课后自习时间。林晏在窑洞里批改作业,刘振国敲门进来。
“林□□,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进来吧。”林晏放下笔,尽量表现得自然。
刘振国在对面坐下,拿出一本笔记:“关于您昨天讲的‘多层次随机’,我有个想法。”
他展开笔记,上面画着一个复杂的图表,用箭头连接着各种时间节点和行动选项。思路很清晰,甚至有些过于“专业”了。
“如果我们在不同的层级设置不同的随机规则,”刘振国指着图表,“比如连级随机选择作战日期,排级随机选择具体时间,班级随机选择攻击方向……这样即使某一层级的情报泄露,敌人也无法掌握全貌。”
林晏仔细看着图表。这个构想很精妙,但需要极高的组织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不像是刚接触时间战法半个月的学员能想出来的。
“思路很好。”林晏不动声色地说,“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你有具体推演过吗?”
“推演过一些。”刘振国又拿出一页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计算,“我用概率模型模拟了三种不同随机规则组合下的作战效果。结果显示,虽然协同难度增加,但敌人的预测准确率会下降百分之六十以上。”
概率模型。这在1938年的中国,是极其前沿的数学工具。连林晏自己,在编写教材时也只是用了简单的统计概念,没有引入复杂的数学模型。
“你……学过数学?”林晏问。
“在北平读书时,选修过一些。”刘振国说,“我父亲是中学数学老师,从小教过我一些。”
解释合理,但林晏心里的疑团更重了。
“这些推演很有价值。”他最终说,“你可以整理成一份报告,如果经过实战检验可行,可能会在全军推广。”
刘振国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谢谢□□。我会继续完善的。”
他离开后,林晏盯着那几张图表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图表小心地折好,放进教材稿的夹层里——这是要交给秦科长的证据。
当天晚上,秦科长秘密来到林晏的窑洞。
“图表我看过了。”秦科长表情凝重,“这不是普通学员能画出来的。我们查了刘振国在北平的档案——他确实在数学系旁听过,但成绩平平,没有显示出这种水平。”
“所以他在隐瞒什么?”
“可能他在来延安前,接受过特殊训练。”秦科长推测,“或者……他在为某个懂得这些理论的人工作。”
两人同时想到了那个名字:大卫·史密斯。
“史密斯在北平的研究,就是数学和认知心理学的交叉。”秦科长说,“如果他在训练情报人员,很可能会传授这些分析方法。”
林晏感到一阵寒意。如果刘振国是大卫·史密斯的人,那他进入特别班就不是偶然,是精心策划的渗透。目的很明确:获取时间战法的核心内容,甚至可能刺探教材编写者的思维方式。
“那我该怎么办?”
“继续观察,但要更加小心。”秦科长说,“我们正在调查他和外界的联络渠道。延安虽然相对封闭,但还有信件往来,还有偶尔进来的商队。如果他真是内奸,一定有联络方式。”
他顿了顿:“另外,总参决定,提前启动教材的全军试点。下个月,第一批油印本将发往三个主力师。我们要抢在敌人摸透这套理论之前,让它成为我军的普遍共识。”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内部可能还有内奸的情况下,大规模推广教材,等于把核心战术思想公开。
“这样安全吗?”
“没有绝对的安全。”秦科长苦笑,“但战争不等人。前线每天都在死人,如果这套理论能救哪怕百分之一的战士,就值得冒险。而且,大规模推广本身也是一种保护——当所有人都知道这套理论时,它就不再是秘密,敌人的针对性反制就会失效。”
林晏明白了。这是用“阳光化”来对抗“窃密”。
“那我需要做什么?”
“加快教材的最终定稿。”秦科长说,“另外,教育委员会希望你在完成特别班教学后,去几个主力师巡回讲课,亲自指导教材的使用。”
这意味着他要离开延安,去前线。
林晏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他渴望回到前线,回到沈擎苍和战士们身边;另一方面,他担心延安的调查,担心那个潜伏在暗处的内奸。
“刘振国怎么办?”
“我们会继续监控。如果他真是内奸,在你离开后,可能会放松警惕,更容易露出马脚。”秦科长说,“而且你离开延安,也减少了被他直接刺探的风险。”
这安排很周全。林晏点点头。
“什么时候出发?”
“特别班还有一周结业。结业后,给你三天准备时间,然后出发。”秦科长看着他,“第一站是贺龙师,然后是刘伯承师。每个师停留半个月左右。整个巡回大概需要两个月。”
两个月。回来时,可能就是初夏了。
林晏想起了离开山西时的那场雪。现在,雪应该开始化了,山路上会出现最早的新绿。而等他回来时,延河的水应该已经解冻,黄土坡上会有野花开放。
时间在流逝,战争在继续,他也要继续移动。
“我明白了。我会做好准备。”
秦科长离开后,林晏没有睡。他点起油灯,开始整理教材的最终稿。
五册,三百多页,每一页都浸透着这半年来的汗水、鲜血和思考。从最初的《侦察兵三要三不要》,到现在的完整体系;从一个人的摸索,到一群人的实践;从被怀疑的“可疑分子”,到被认可的“林□□”。
这不仅仅是教材,是他在这时代留下的最深印记。
他翻开第一册,从序言开始修改:
“这本教材的编写,不是为了创造什么高深理论,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如何能活下去,战斗下去,直到胜利?”
“答案不在书本里,在千千万万战士的实践中,在老百姓的智慧里,在我们每一次失败后的反思里。本书所做的,只是把这些血换来的经验,稍加整理,使之系统。”
“使用本书时,请记住:理论是死的,战场是活的。任何教条都可能致命。请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并不断补充新的经验。”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他们的生命,是本书最沉重的底色。”
写完这段话,林晏停了很久。
他想起了王家岭战斗中牺牲的战士,想起了空袭中遇难的人们,想起了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生命。
他们的牺牲,不应该被遗忘。
教材的油印本可能会被战火损毁,可能会在行军途中丢失,可能会被敌人的炮火化为灰烬。但只要有一个战士因为读过它而活下来,只要有一次战斗因为运用了其中的思路而获胜,这些文字就有了意义。
这就够了。
林晏继续工作。他修订了“时间随机化”的具体方法,增加了“反侦察”的案例,完善了“群众工作”的实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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