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都灵地方法院的第三民事法庭座无虚席。旁听席上有双方的亲友，有关注此事的工人代表和记者，甚至还有几位前来旁观的贵族。
艾琳娜坐在原告席上，身着简洁的深蓝色裙装，头发一丝不苟地挽起。她没有戴首饰，只在胸前别着那枚被熏黑的纪念徽章。连日的高压让她脸色略显苍白，但脊背挺得笔直，目光澄澈坚定。
被告席上的科斯塔男爵则坐立不安。他不断地调整领结，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眼神频频瞟向旁听席。那里坐着他的场外律师、生意伙伴，还有戴蒙·斯佩多。
戴蒙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身着黑色的礼服，姿态慵懒，脸上挂着惯有的微笑，像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
但科斯塔每次看向他时，眼底都会闪过一丝恐惧。他心里清楚，自己最近的麻烦背后，都有这个年轻人的影子。
庭审开始。
贝蒂尼法官果然如戴蒙所说，厌恶煽情，偏好简洁的逻辑。艾琳娜的陈述冷静而克制，没有提高音量，也没有挥舞文件。只是有条不紊地逐一展示证据，语气平静却极具说服力。
有被火烧毁的课本残骸，那本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焦黑扉页上那句话仍然可以辨认：“知识是照亮人类道路的火炬。”
有彼得罗老师的诊断书，医生潦草的字迹写着“颅骨骨折，颅内出血，预后不良”。
最后，她展开一叠纸。二十多个签名，歪歪扭扭，有的甚至把字母写反了。一个叫马可的男孩，在名字旁多写了一句：“彼得罗老师说，每个字都是一盏灯。他们想吹灭它，但我们不想。”
科斯塔的律师试图反驳：称夜校属于违规建筑，消防设施不全，彼得罗受伤是因为他个人的鲁莽，学生的证词受到了引导，不可采信。
但每一条反驳，都被艾琳娜用事实化解。
当律师再一次攻击学生证词时，艾琳娜沉默了片刻，终于开口：“阁下质疑这些孩子的话，因为他们名字都写不好，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铁匠，母亲是洗衣妇。”
她顿了顿，从文件夹中抽出一页纸，轻轻推到前面。
“可您却毫不犹豫地采信这份由科斯塔男爵亲笔签署的安全承诺书，尽管它从未兑现过一天。”
她抬眼，目光直视着律师：“所以，在您的眼中，一句承诺的份量，只看是谁签的名，而不是它是否真实，是否关乎生死？”
律师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的手指在桌下蜷了一下，又松开。
艾琳娜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她又拿出一沓记录，这是科斯塔工厂过去五年的消防检查报告，每一页上都用红色的印章盖着“不合格”，每一项整改要求旁，都写着“未落实”。
“看来，”她说，声音不高，却让整个法庭都安静下来，“男爵阁下对‘安全’的理解，只取决于它会不会影响账本上的数字，而不是车间里那些活生生的人。”
旁听席上一阵低语。科斯塔的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
休庭期间，科斯塔在走廊接到工厂管事的急报。
艾琳娜远远看着，那个原本挺着肚子的男人，在听到消息的瞬间肩膀垮了下去。他烦躁地挥退管事，呆呆站了几秒，然后猛地转头，死死盯着从法庭走出来的戴蒙，眼里满是绝望。
两人的目光相遇。
科斯塔的嘴唇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也没有出声。戴蒙只是淡淡颔首，那动作看似礼貌，实则冰冷。
最终宣判时，贝蒂尼法官的判决几乎全部支持了艾琳娜。科斯塔需要赔偿全部损失，并且在《都灵信使报》上刊登公开道歉声明，持续一周。
科斯塔没有上诉，他当庭签了和解协议，签字的手颤抖着，字迹歪斜。
庭审结束，人群开始散去。
艾琳娜站在原地，看着科斯塔在律师的搀扶下蹒跚走出法庭。那个曾经叱诧风云的工厂主，此刻脊背佝偻，仿佛一下子老了二十岁。
她赢了。
阳光从法庭高大的窗户斜射进来，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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