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厅里没有人出声。那个怀着身子的小姨娘扶着椅背，换了一只手扶着。
“伯母要是不喜欢，”文与霏说，“晚辈在家里教。”
“在家里教谁？”
“教家里的姑娘，教丫头们认字。”文与霏说，“认得字，记账不会错，看药方不会错，伯母使唤起来，也省心。”
主母没料到她这样答，端着茶碗，看了她半晌。
然后她笑了一笑，冲身后的老嬷嬷抬了抬手。
老嬷嬷姓钱，宋家的老人，从袖子里抽出一本蓝布面的小册子，翻开来，清了清嗓子，一条一条地念。
新妇进门，每日卯正，到正院请安，伺候主母用过早饭，方可回房。
新妇无主母之命，不出二门。
新妇不得与外男通信，娘家来信，由主母过目。
新妇陪嫁之物，田产房契，交由账房收管，每年开列清单，呈主母查验。
念到这一条，钱嬷嬷抬起眼皮，看了文与霏一眼，又低下头去，接着往下念。
一共十八条。
念完了，钱嬷嬷把那本小册子合上，双手捧着，递到文与霏跟前。
“少奶奶收着。”她说，“过了门，每月初一十五，要背给太太听的。”
文与霏看着那本蓝布面的小册子。
她没有马上接。
“伯母。”她说，“第十一条，晚辈有一句话想请教。”
主母放下茶碗：“你说。”
“陪嫁的田产，交由账房收管。”文与霏说，“晚辈的娘，留给晚辈二十亩田。田契上写的，是晚辈的名字。民国的法律，女子的妆奁，归女子自己所有，夫家不得处分。晚辈在北平，读的书里有这一条。”
花厅里，那几个站着的姨娘，头一个一个地低了下去。
主母的脸色没变。
“法律。”她说，“文小姐读的书多。”
“读得不多。这一条，晚辈记得清楚。”
“那你记不记得，”主母说，“你娘也是读过书的。她读的书，比你还多。”
文与霏搁在膝上的手，攥住了旗袍的下摆。
“她读了一肚子的书，”主母不紧不慢地说，“读到最后，丈夫不要了，女儿不要了，一个人走了。走到哪里去了？苏州城里，有谁知道？”
花厅里静得能听见檐下滴水的声音，一滴，一滴。
文与霏坐在那张绣墩上，脊梁挺得笔直。
“伯母说得对。”她说，“晚辈也不知道她走到哪里去了。”
主母点了点头，似乎满意了。
“可是她走以前，”文与霏说，“把田契留给了晚辈。她什么都没带走，田也留下了。伯母，一个当娘的，什么都不要了，二十亩田留给女儿，是什么意思，晚辈不用读书，也想得明白。”
她站起来，从钱嬷嬷手里接过那本小册子，冲主母福了一福。
“这本册子，晚辈收下，回去好好读。”她说，“田契的事，晚辈不敢自专，过了门以后，再请伯母示下。”
主母坐在太师椅上，看着她，半天没说话。
最后，她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坐吧。”她说，“茶凉了，叫人换。”
-
从花厅出来，天又阴了。
丫头领着她往外走，走到二进院子的回廊底下，迎面撞上一个人。
宋帆然。
他穿着一件白绸衫，扣子没扣齐，头发乱着，手里拎着一只鸟笼子，笼子里一只画眉，扑棱着翅膀。他看见她，站住了，上上下下把她打量了一遍。
“哟。”他说，“嫂子。”
丫头吓得直往后缩。
文与霏没理他，要从他身边过去。
宋帆然往旁边一挪，挡住了她的路。
“嫂子刚从花厅出来？”他说，“我娘在里头站着吧？站了多久了？一个时辰？还是两个时辰？”
“让开。”
“我让开。”宋帆然说着，没让，把那只鸟笼子举到她眼前，“嫂子看看，这只画眉，是我大哥送我的。笼子是紫竹的，食罐是官窑的，一天喂三回，喂的是鸡蛋拌的小米。好不好？”
画眉在笼子里撞来撞去，撞得笼子直晃。
“好。”文与霏说。
“好吧？”宋帆然笑了，“它在笼子里，养了三年了。头一年天天撞，撞得头上没毛，头破血流。第二年就不撞了。第三年，笼门开着，它都不出来。”
他把鸟笼子往廊柱上的钩子一挂，退后一步，让开了路。
“嫂子请。”
文与霏从他身边走过去。
走到回廊尽头，她听见身后那只画眉，又撞了一下笼子。
-
汽车把她送回文公馆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她进了大门，穿过天井，往楼梯那边走。一楼东厢的窗户开着，亮着灯，窗户里头，他坐在书桌后头，手里拿着一本账簿，没翻，抬着头，正朝天井这边看。
她站住了。
“宋家的茶，”他说，“好喝？”
“好喝。”
“喝了几碗？”
“两碗。”
“两碗。”他说，“那就是坐了一个多钟头。宋太太跟你要田契了？”
她看着窗户里的人。
“你怎么知道？”
“宋家给文家的聘礼单子，前天就送来了。”闻峋说，“单子上写着，聘金多少，金镯几对，绸缎几匹。末了一行，写着请女家开列妆奁，田产房契，一并注明。”
他把账簿合上，搁在一边。
“宋家下聘，聘的是什么，”他说，“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我看得懂。”
“你看得懂，”她说，“那天早上，你为什么不说？”
“我说了，你就不写了？”闻峋说，“我不说，你也没写。”
她站在天井里，晚风吹过来，吹得廊下那盏灯晃了一晃。
“写不写，是你自己定的。”他说，“往后在宋家，样样都得你自己定。我这个哥哥，管得了单子，管不了宋家的门。”
他伸手，把窗户关上了。
窗户纸上，他的影子坐回书桌后头，拿起那本账簿，翻开了。
她在天井里站了一会儿，上了楼。
回到屋里，她把那本蓝布面的小册子搁在书桌上，没打开。
她想起宋帆然的那只画眉。
头一年撞，第二年不撞，第三年笼门开着，它都不出来。
她坐到半夜，起来，把那本册子翻开了，从第一条看起。看到第十八条，又翻回第一条。
新妇进门，每日卯正，到正院请安。
卯正，是早上六点。
她算了算，从过门那天算起，一年三百六十天，她要在那张太师椅跟前，站三百六十个早上。
十年，是三千六百个。
她把册子合上，压在了那本法律汇编底下。
-
那本册子在法律汇编底下压了两天。
第三天一早，她换了衣裳，把北大的文凭从箱子底下翻出来，拿一张牛皮纸包好，揣进手袋里，叫了一辆黄包车。
从莲追到门口：“小姐去哪儿？老爷问起来，我怎么说？”
“去城南。”她说，“中午回来吃饭。”
车夫拉着她出了巷子，往南去。日头已经毒了，街上的石板路晒得反光，两边店铺的布幌子垂着，一丝风都没有。她坐在车上，手袋搁在膝头，隔着那层皮子，按着里头的文凭。
城南有一所女中，叫惠灵，美国教会办的，在苏州城里开了二十多年。她念中学的时候，来这里看过一回英文演讲比赛，台上站着的女学生，一口洋文说得又快又好，她坐在底下，羡慕了好几天。
车在校门口停下。门房是个白头发的老头，问她找谁，她说找校长。
-
校长姓陶，四十来岁，剪着齐耳的短发，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灰布旗袍，袖口挽着，桌上堆满了学生的卷子。
她接过那张文凭，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她。
“北大英文系。”陶校长说，“文小姐怎么想起来，到我们这里来？”
“听说贵校秋季缺一位英文教员。”
“缺是缺。”陶校长说，“可我们这里一个月四十块钱，北大出来的人，上海的洋行，一个月给一百块。”
“我不去上海。”
陶校长看着她，没说话，从桌上那堆卷子里抽出一张，推过来。
“这是高二的作文。”她说，“题目是My Mother。文小姐改一改，给我看看。”
文与霏接过那张卷子。
卷子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一共二十来行，错了十几处。她拿起桌上的红笔，一处一处地改，改完了，在卷子底下写了一段评语，写的是英文，写了五六行。
陶校长拿过去看。
看到评语那一段，她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又看了一遍。
“这个学生，”陶校长说，“她娘去年病死了。她这篇作文，写的是她娘生病的时候，她半夜起来熬药。写得不好，错字多，先生给了个丙。”
“我看出来了。”
“你给她的评语，说她第九行那一句，是全篇最好的一句。”陶校长说，“第九行写的是，我娘的手很冷，我把它放在我的衣服里面。语法是错的。”
“语法是错的。”文与霏说，“意思没错。”
陶校长把那张卷子搁下来，摘下眼镜，拿手帕擦了擦。
“九月一号开学。”她说，“文小姐八月底来，我把高一高二的课本给你。”
-
晚饭的时候，她跟爹说了。
爹正端着一碗冬瓜汤，听她说完，汤匙停在嘴边，没往嘴里送。
“教书？”他说，“宋家那边……”
“宋家那边，我自己去说。”
“你自己去说。”爹把汤匙放下来，叹了口气，“你这孩子，跟你娘一个脾气。”
他咳了两声，宁伯赶紧递过帕子。
“去吧。”爹说，“一个月四十块，比你在北平译信强。只是宋持那孩子，你好好跟他说，别叫人家为难。”
对面，闻峋一直低着头吃饭，这时候才抬起眼皮。
“惠灵女中，”他说，“校董会里，有宋伯父一个位子。”
饭桌上静了。
“你怎么知道？”她问。
“去年惠灵盖礼堂，宋家捐了五千块，礼堂的匾上刻着宋家的名字。”闻峋说，“苏州城里，谁不知道？”
他夹了一筷子菜，搁进爹的碗里。
“我就是说一句。”他说，“妹妹去教书，是好事。”
她攥着筷子。
“你要说什么，”她说，“一口气说完。”
“说完了。”闻峋说，“吃饭。”
-
他没说错。
五天以后，惠灵女中的校役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是陶校长的字。她当着从莲的面拆开，信上只有几行，说本校校董会议决，秋季英文教员一职，另聘他人，承蒙垂青，不胜歉仄。
她把那封信看了一遍，折起来，揣进手袋里，叫了车，又去了一趟城南。
陶校长在办公室里等着她，似乎早料到她会来。
“文小姐请坐。”她说，“信是我写的。话，我当面跟你说。”
她亲手倒了一杯茶，搁在文与霏跟前。
“前天，宋太太叫人送了一张帖子来。”陶校长说，“帖子上没提你，只说宋家今年秋天，要给学校添一座图书馆，请我过去商量商量。”
她把眼镜摘下来，搁在桌上。
“我过去了。宋太太跟我说了一下午的图书馆，说完了，送我到门口，问了一句，听说惠灵新请了一位先生，是北大的高材生。”
“她就问了这一句？”
“就这一句。”陶校长说，“文小姐，我在苏州办了十二年的学，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我听得懂。”
文与霏坐在那里，手里端着那杯茶。
茶是凉的，搁久了，杯沿上一圈茶渍。
“陶校长。”她说，“你要是不听得懂呢？”
“我要是不听得懂，”陶校长说，“明年惠灵就没有图书馆，后年，校董会里会多出几个人，问我一个女人，凭什么当这个校长。”
她把那副眼镜重新戴上，看着文与霏。
“文小姐，我对不住你。”她说，“可这个学校里，有四百个女学生。”
文与霏把茶杯搁下，站了起来。
“我明白。”她说，“陶校长不用对不住。”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
“那个写My Mother的学生，”她说，“第九行那一句，请陶校长替我告诉她，是好句子。”
-
宋记的总号在观前街，三开间的门面，楼上楼下都是呢料，伙计们穿着一色的白大褂，见她进来，一个个直起腰来，喊文小姐。
宋持在楼上的账房里，听见伙计通报，下楼来迎她。
“怎么这时候来了？”他说，“外头热，上楼坐。”
账房里开着一架电扇，呼呼地转。宋持叫伙计端来一碗冰镇的酸梅汤，搁在她手边。
她没喝，把那封信从手袋里拿出来，搁在桌上。
宋持拿起来，看了。
看完了，他把信折好，放回她跟前。
“家母做的。”他说。
他没有问一句怎么回事，也没有说一句不知道。
“你知道？”她问。
“昨天晚上，家母跟我提了一句。”宋持说，“我跟她说，与霏想做的事，叫她去做。”
“伯母怎么说？”
宋持没马上答。他拿起桌上的茶壶，替自己斟了一杯，又放下了。
“与霏。”他说，“家母那边，我会再去说。可你也替我想一想。宋家的少奶奶，天天坐着黄包车去城南，站在讲台上，给人家的女儿上课。苏州城里的人，要怎么说宋家？说宋家养不起一个媳妇，要她出去挣那四十块钱？”
“我不是为了那四十块钱。”
“我知道你不是。”宋持说，“可旁人不知道。”
电扇呼呼地转，吹得桌上的账簿一页一页地翻。宋持伸手按住了。
“你要教书，”他说，“过了门，我在东院给你辟一间屋子，你教丫头们认字，教宋家的姑娘念洋文，家母不会说什么。”
她看着他。
东院一间屋子。教丫头们认字。初八那天，在花厅里，她跟主母说的也是这一句。那时候她说出来，是退一步。如今这一句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成了宋家赏她的。
“宋持。”她说，“你去跟伯母说过了？”
“说过了。”
“伯母怎么说？”
“家母说，”宋持说，“这事不急，等过了门再议。”
她点了点头。
过了门再议。
册子上第二条，新妇无主母之命，不出二门。
“不用你去说了。”她站起来，把那封信收进手袋里，“这是我的事。”
宋持也站了起来。
“与霏，你别多心。”他说，“我站在你这边。”
她冲他点了点头，下了楼。
他站在楼梯口，看着她出了门，没有追下来。
-
黄包车夫问她去哪儿。
她站在观前街的日头底下，站了一会儿，说，出胥门，去文记的厂子。
厂子在胥门外的河边上，一排青砖的厂房，靠河那一头是染坊，院子里晾满了刚染过的布，蓝的，灰的，一匹一匹，从竹竿上垂下来，滴着水。她四年没来过了，大门换了，门楣上新刷了漆，两个金字，文记。
门房认得她，领着她往里走，走到账房门口，里头有人说话。
一个是他的声音。
另一个，是个女人，笑着，说话美妙动听。
门房掀开竹帘子，喊了一声大少爷，小姐来了。
账房里的两个人都转过头来。
闻峋坐在账桌后头，衬衫的袖子挽到胳膊肘，领带松着，面前摊着一封洋文信。周二小姐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一件晨衣的样子，月白的软缎，领口袖边绣着一圈缠枝莲。
“文小姐！”周二小姐站起来，“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件领口的花样，是缠枝莲好，还是兰草好？”
文与霏站在门口。
闻峋看着她，没起身。
“热成这样，”他说，“你跑到厂子里来做什么？”
“找你说一桩事。”
“什么事？”
“生意上的事。”
闻峋的眉梢动了一下。
周二小姐看看他，又看看她，把那件晨衣搁在椅背上，笑着说：“那我去绣房看看兰草的样子，你们说。”
她掀开竹帘子出去了。
账房里剩下他们两个。
文与霏走到账桌前头，从手袋里拿出一张纸，搁在他面前。
是她在车上写的。一张信笺，写得满满的，中文一份，英文一份。
闻峋拿起来，看了。
看着看着，他抬起眼来。
“文记苏州总厂，延聘文与霏小姐为英文翻译，凡洋行往来函件、契约、货单，概由文小姐经手。”他念着，“月薪三十元，函件多寡，不另计费。”
他把那张纸放下。
“谁说文记要请翻译？”
“伦敦海德百货的信，巴黎的信，你现在寄到上海，请人译了再寄回来。”她说，“一来一回，五天。上海那位先生，一封三块。去年冬天文记往伦敦走了多少封信，你算过没有？”
闻峋没答。
“我算过。”她说，“北平的时候，过我手的就有四十多封。这还不算巴黎的。”
他看着她。
看了片刻，他把桌上那封洋文信推了过来。
“海德百货昨天到的。”他说，“上海那位先生，下礼拜才回来。你译。”
她拿起那封信。
信不长，一页半，说的是明年春季的订单。她看了一遍，拿起他桌上的笔，在一张白纸上，一句一句地译出来，译了不到一刻钟。
译完了，她没有马上递过去。
“第三段。”她说，“他们要改交货的条款。从前是上海交货，船上交割，运费保险，归他们出。这一回，他们要改成伦敦到岸交货。”
“有什么不同？”
“改了以后，货从上海到伦敦这一路，运费、保险，都归文记出。”她说，“船在海上出了事，货沉了，文记赔。他们在
【当前章节不完整】
【阅读完整章节请前往原站】
【ggd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