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一场倒春寒来袭。
温度骤降，风变得很粗猛，吹在脸上像砂纸打磨。
明明日历已经翻向春天，枝头也勉强挤出些鹅黄嫩芽，但体感却比冬天最冷时还要难受。
那是一种沁入骨髓的、湿冷的寒意，无论穿多少衣服，都好像有一层冰水贴在皮肤上，缓慢地汲取着所剩无几的热量。
陈露的座位，在隔壁班靠窗的位置，依旧空着。
起初，还有一些悼念的痕迹——一束很快枯萎的白色雏菊，几张写着字的卡片，小心翼翼放在桌面上。
但没过两天，那些东西就不见了。
她存在过的证据，正在被系统性地、无声地抹去。
像用橡皮擦掉铅笔的草图，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和纸张上被反复摩擦后稍显毛糙的触感。
我们班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
李老师恢复了往日洪亮的嗓门和严厉的训斥，数学老师又开始用令人头皮发麻的速度讲解压轴大题，课间也重新有了喧闹和追逐——虽然那喧闹里总带着一丝刻意拔高的虚张声势，仿佛在用力证明着什么。
周扬也“正常”了。他不再整天趴在桌上，不再眼神空茫。他开始像以前一样，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甚至会在课间主动和同学争论解题方法。他的成绩依然稳定在年级前列，甚至最近一次小测，数学还拿了满分。老师表扬他“心态调整得好，能化悲痛为力量”。
可我想，那不是恢复。
那是一种更深的异化。
他变得比以前更紧绷，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弓弦。
说话语速极快，走路步子又急又重，做题时笔尖几乎要戳破纸背。
他的笑容很标准，露出恰到好处的牙齿，但眼睛里面是空的，没有温度，没有笑意抵达眼底。
那层“正常”的外壳过于光滑、过于完美，反而显得极不真实。
像一件精心烧制的瓷器，表面光洁莹润，内里却布满看不见的裂纹，随时可能无声无息地碎掉。
我和他之间，隔着一条越来越宽的、沉默的河流。
我们不再有任何交流，连眼神接触都几乎绝迹。
他彻底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由公式、分数、排名构成的世界，仿佛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某种确定性和掌控感，才能暂时忘却窗边那个永远空下去的座位。
而我，则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真空”状态。
我的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早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七点半到校。
上课，记笔记，做操，吃饭，写作业，考试。
一切外在的行为都与旁人无异，甚至因为格外安静顺从，偶尔还会得到老师“状态稳定”的评价。
但内里，我感觉自己的一部分被抽走了。
不是悲伤，不是愤怒，甚至不是具体的痛苦。
而是一种更根本的东西——与这个世界连接的实感。
声音传进耳朵，变得扁平而遥远，像隔着水听见的。光线照在视网膜上，清晰却无法在脑中形成有意义的图像。食物的味道变得模糊，只剩下咀嚼和吞咽的机械动作。
就连胃疼，也成了一种遥远而抽象的生理信号，不再与“难受”这种情绪直接挂钩。
我像隔着厚厚的、透明却坚韧的玻璃罩子在生活。
我能看见外面的一切——老师翕动的嘴唇，同学嬉笑打闹的身影，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书，窗外挣扎着伸展的树枝——但所有的声音、色彩、温度、气味，都被那层玻璃过滤、削弱，变得与我无关。
我触碰不到它们，它们也触碰不到我。
就连父母，也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
他们依旧对我嘘寒问暖，依旧准备三餐，但他们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变成了意义不明的音节组合。
他们的担忧、小心翼翼、欲言又止，我能看到，却无法真正感受到。
我像个尽职的演员，背诵着设定好的台词：
“嗯。”“好。”“知道了。”“不累。”
我开始频繁地走神。
不是在课堂上幻想或做白日梦的那种走神，而是一种意识层面的“断片”。
上一秒还在看着黑板，下一秒就发现自己盯着窗外的某片云，或者前面同学衣领上一根脱落的线头，脑子里一片纯粹的空白，没有思想，没有情绪，什么都没有。
时间在那片空白里失去刻度，可能只是几秒钟，也可能过了好几分钟，直到被老师点名或被左右小声叫了一下，才猛地“回神”，但刚才那段时间去了哪里，完全想不起来。
家里，抽屉深处，那个深蓝色的笔记本和那片写着诗的纸页，像两块烧红的烙铁，我不敢碰触。
连带着，所有与陈露有关的记忆——江边的风，雨中的眼泪，她画册上扭曲的森林，她指尖冰凉的触感——都被我强行打包装箱，塞进意识最底层一个上了锁的角落。
我不能去想，一想，那层维持着我日常行动的、脆弱的玻璃罩子就会出现裂纹。
我需要这层罩子。我需要这种真空般的隔绝。
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坐在这里，继续呼吸，继续在试卷上写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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