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三天，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湿的霉味，像什么东西在缓慢腐烂。
陈露的离开，并没有在学校里引发任何公开的仪式。
没有一个正式的、面向全体学生的通告。校方的态度谨慎到近乎刻意地低调，仿佛那只是一起需要被迅速处理、尽快翻篇的“校外安全事故”。
只有班主任在各自班上简短的告知，和心理咨询室门口那块几乎无人驻足的牌子，提示着曾有一个生命在这里存在过，又骤然消失。
但有些东西是捂不住的。
比如，走廊里经过隔壁班时，那种陡然降下来的声浪。他们班的后门总关着，窗帘也拉得比平时严实。偶尔门开合，能瞥见里面异常沉闷的气氛，以及那个靠窗位置刺眼的空旷——桌椅还在，但上面没有了书本和杂物，干净得像是从未有人使用过。
那片空白像一个无形的漩涡，吸走了周围的活力和声音。
我们班也笼罩在一种奇怪的氛围里。李老师在事件后的第一次班会上，脸色严肃得近乎严厉。
“同学们，”他敲着黑板，声音比平时更高，“高考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外界发生任何事，都不是你们松懈的理由！”
他刻意强调了“外界”两个字，划清了一条无形的界限。
“把心思收回来！聚焦在你们的习题和分数上！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
他把“意外”归为“外界”的干扰，把悲伤定义为需要被克服的“松懈”。
逻辑冰冷而强硬，像一堵无形的墙，试图把死亡隔绝在教室之外，把我们都圈禁在“正常”的轨道里。
没有人反驳，甚至没有人露出明显的异样表情。
大家只是低着头，沉默地听着。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课间，再没有人会大声嬉笑着冲出去。讨论题目的声音也低了，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正常”感，反而显得更不自然。
空气里飘浮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紧绷和小心翼翼。
悲伤没有被允许表达，于是转化成了更隐秘的东西：一种弥漫的焦虑，一种对自身处境更清晰的冰冷认知，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物伤其类。
周扬的沉默，变得比以前更厚、更硬。
他变得更加寡言，几乎不与人交流，整日埋首题海，像个上了发条的解题机器。只是他偶尔抬头望向窗外的眼神，空洞得吓人，仿佛灵魂已经飘到了某个我们无法触及的维度。
他不再看别人，偶尔视线相撞，会像被烫到一样迅速移开，那里面有太多我无法承受也无力解读的东西——痛苦、迷茫。
最让我窒息的，是来自隔壁班的、无形的目光墙。
自从出事那天，我再也没有靠近过他们班的门口。
但即使只是远远经过，也能感觉到那扇紧闭的门后透出的、沉重的悲伤，以及门外交错投来的、含义复杂的视线。
好奇的、同情的、探究的、甚至带着些许疏离和避讳的。
那些目光像细密的针，织成一张无形的网。
我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关联者”，一个与逝者有过最后交集的“外人”，一个行走的提醒物。
他们或许并无恶意，但那种被审视、被标记的感觉，让我如芒在背。
我开始刻意改变路线，绕开所有可能经过隔壁班的路径。宁愿多走几步，从教学楼另一侧的楼梯上下。课间尽量待在座位上，不去开水间，不去教师办公室方向。
我把自己缩得更小，试图变成空气，不引起任何注意。
但这种自我隔绝，反而让我对那片“空白”的感知更加强烈。
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陈露空荡荡的课桌上，是否还残留着铅笔的划痕？
她塞在桌肚里没带走的半块橡皮，还在不在？
她那本画着飞鸟的草稿纸，最后被谁收走了？
是她的母亲，带着怎样颤抖的手，在众人或明或暗的注视下，清理那些遗物？
这些想象没有答案，只有冰冷的雨水，和心里不断扩大的空洞。
放学后，我常常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等人都走光了，才慢慢收拾书包。黄昏时分，空无一人的走廊光线昏暗，寂静被无限放大。
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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