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翟尤的生活变成了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节奏。每天清晨六点起床，给诊所的三只猫喂食、换水、清理猫砂盆，然后背上那个装满药品和器械的双肩包，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金奶奶的基地。在基地待一整天，给猫打针、喂药、输液、清理伤口、做记录。傍晚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回诊所，处理预约的病人，有时候忙到深夜，躺在折叠床上的时候，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苏糖跟他一起。每天都是。她没有抱怨，没有请假，没有迟到过哪怕一次。她的眼睛下面开始出现黑眼圈，她的圆脸瘦了一圈，她的马尾辫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高翘起，而是低低地垂在脑后，像一个疲惫的、但还在坚持的旗帜。但她从来没有说过“累”这个字。她只是做，像一台不会停的机器，像一棵不会倒的树，像一个不知道“放弃”两个字怎么写的人。
基地的情况在慢慢好转。确诊猫瘟的十一只猫里，有七只开始恢复食欲，有三只还在挣扎，有一只没有撑过去。那只没有撑过去的猫是一只三个月大的小狸花，送来基地的时候就已经病得很重了，不吃不喝，拉血，脱水，体温低得不正常。翟尤用了所有能用的药，做了所有能做的事，但它还是在第三天早上安静地走了。它走的时候，翟尤蹲在笼子前面，把手伸进去，摸着它的头。它的眼睛半闭着，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浅，像一个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终于看到终点的旅人，放慢了脚步，不是为了多看一眼风景，而是因为太累了，走不快了。
“谢谢你，”小狸花的声音很轻，很轻，轻到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翟尤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那种无声的、克制的、怕被人看到的哭，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像是从骨头里渗出来的哭。他没有擦，让眼泪流，流到下巴，滴在手背上，滴在小狸花的毛上。小狸花的毛是灰色的，上面有黑色的条纹，像一只小老虎，但它不是老虎，它只是一只三个月大的、被人遗弃在路边的、被金奶奶捡回来的、在猫瘟的折磨中挣扎了三天、最后还是走了的小猫。它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它只是活着，努力地、拼命地、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活着。但它没有活下来。
金奶奶站在旁边，没有说话，没有哭。她只是看着，看着那只小狸花在翟尤的手心里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变成了一个不会再动的、不会再叫的、不会再疼的小小身体。她伸出手，把小狸花从翟尤的手心里接过去，抱在怀里，转过身，走进了院子后面的那个小角落。那里有一棵槐树，树下有一排小小的土堆，每一个土堆下面都躺着一只猫。大黑在最前面，因为它是最早走的。小狸花会被埋在大黑旁边，因为金奶奶觉得，大黑会照顾它的。大黑活着的时候，照顾过很多小猫，它走了以后，应该也会的。
翟尤站在槐树下面，看着金奶奶一铲一铲地挖土，把小狸花放进去，再把土一铲一铲地盖回去。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重要到不能有任何差错。她做这件事做了很多次，二十年，不知道多少次，每一次都一样慢，一样仔细，一样重要。因为每一只猫都值得被这样对待，不管它活了多久，不管它病得多重，不管它是不是被人遗弃的、路边捡的、从收容所救出来的。它活过，它值得被记住。
苏糖站在翟尤旁边，手里拿着那个小本子，笔尖悬在纸面上方，没有落下。她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某年某月某日，一只小狸花因猫瘟死亡”？太冷。写“今天有一只小猫走了，我们都很伤心”？太软。她把笔合上，把小本子放进口袋里，看着金奶奶把最后一铲土拍平，在上面放了一块小石头，白色的，圆圆的，像一颗被河水冲刷了很久的鹅卵石。那块石头会一直放在那里，风吹不走，雨冲不走，时间带不走。它会代替那只小狸花，在这棵槐树下，看着金奶奶每天来喂猫，看着翟尤和苏糖每天来打针，看着那些活下来的猫在院子里晒太阳、追蝴蝶、抢罐头。它会看着，一直看着，因为它没有别的事可做。它只是一块石头，但它是那只小狸花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标记。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基地里的猫一天一天地好起来。那三只还在挣扎的猫，在第五天开始吃东了西，虽然吃得很少，但至少愿意吃了。愿意吃，就是愿意活。愿意活，就有希望。翟尤每天给它们称体重，记录在苏糖的本子上，数字从下降到平稳，从平稳到上升，每一个小数点后面的变化都代表着一条生命从死神的指缝里滑出来的距离。那个距离很短，短到你用尺子量不出来，但你知道它在。因为那只猫今天比昨天多吃了一口罐头，今天比昨天多走了一步路，今天比昨天多叫了一声。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就是生命本身的韧性。
金奶奶的身体不太好。不是一天变差的，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往下漏。她的背更驼了，走路的时候身体前倾的角度更大了，有时候会扶着墙停下来喘几口气，然后继续走。她的声音更沙哑了，像是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变硬，把声音挤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细。她的眼睛更花了，看东西的时候要凑得很近，眯着眼，像在辨认一个很远的、模糊的、不确定是不是在那里的人。但她没有停下来。她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给猫准备食物，一盆一盆地端到笼子前面，一勺一勺地分到碗里。她的手在抖，但碗没有洒过。她做这件事做了二十年，她的身体已经记住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角度，每一点力道。身体不会忘，即使大脑忘了，身体还会记得。
翟尤看着金奶奶，想起了母亲。母亲在老家的三楼，腰上缠着护腰带，头发白了，脸色黄了，但她还在等。等他回去，等他打电话，等他把一碗咸了的面端到她面前。金奶奶也在等。她等什么？她等有人来接替她，等有人在她倒下之后，继续给这些猫喂食、换水、清理粪便、治病、送终。她等这个人等了二十年，还没有等到。但她还在等，因为她不能不等。不等了，这些猫怎么办？
这个问题，像一根刺一样扎在翟尤的心里。不是“我死了，这些猫怎么办”的刺，而是“如果没有人来，这些猫怎么办”的刺。金奶奶七十多岁了，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不可能永远撑下去。她倒了，谁来撑？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愿意接手一个养了两百只猫的、没有固定收入的、每天都在亏损的、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的流浪猫基地。没有人愿意，因为这不是一个“好事”，这是一个“累事”。好事有人做，累事没人做。金奶奶做了二十年，不是因为她想做，而是因为没人做。她不做，这些猫就死了。她不能让它们死，所以她在做，做了二十年，还在做，做到她做不动的那一天为止。
翟尤想了一个晚上。他躺在折叠床上，安安在他枕头旁边打呼噜，小黑蜷在他脚边，小雪在笼子里翻了个身。三个呼吸声，三种不同的频率，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三重奏。他在那首三重奏里，想了很多。想金奶奶的背，想小狸花的土堆，想那三只从猫瘟手里挣扎出来的猫，想基地里那些还在等药、等饭、等人来摸它们头的猫。他想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跟安姐说了。安姐正在给一只博美剪指甲，听到翟尤的话，手停了一下，博美的指甲剪了一半，挂在趾头上，晃来晃去。博美叫了一声，不是疼，是吓的。安姐回过神来，把剩下的半片指甲剪掉，放下指甲剪，转过身，看着翟尤。
“你想好了？”
“想好了。”
“诊所怎么办？”
“诊所照常开。我白天去基地，下午回来。晚上的急诊我接，白天的预约你排。忙不过来的，苏糖顶上。”
安姐沉默了很久。她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她的眉头皱了一下，但没有放下杯子，继续喝，喝完了，把杯子放在桌上，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行。”
一个字。跟上次一样，一个字。但这个字里装的东西，比上次多了很多。上次的“行”是“我同意你去”，这次的“行”是“我同意你把一半的命分给那些猫”。安姐知道翟尤在做什么，知道他不是去帮忙的，他是去接班的。金奶奶撑不了多久了，他在等那个“撑不了多久”变成“撑不下去了”的那一天。那一天来了，他就是新的金奶奶。他会接手那个破旧的、充满了猫尿味和消毒水味的基地，会接手那两百只猫，会接手金奶奶做了二十年、没有做完、可能永远做不完的事。安姐知道，但她没有说破。因为她知道，有些事不需要说破。说破了，就重了。不说破，还能轻一点。
苏糖知道的时候，正在药房里整理药架。她听到翟尤说“我以后每天都要去基地”，手里的药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继续放，继续把标签转到正面。她擦完了一个药瓶，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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