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尤从老家回来的那天晚上，苏糖给他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不是微信语音，不是电话，而是文字。一大段文字，密密麻麻的，像是一篇小作文。苏糖平时不怎么发文字，她更喜欢当面说，或者打电话，因为她说文字没有语气，容易误会。但这次她发了文字，而且很长，说明她不想让语气干扰信息的传递，说明这件事很重要，重要到她宁愿冒着被误解的风险，也要把它写下来。
消息的内容是关于一个流浪猫救助基地的。那个基地在城市边缘的一片待拆迁区域里，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独自运营。老太太姓金，退休前是个小学老师，退休后开始做流浪猫救助，做了快二十年了。基地里现在养着将近两百只猫，大部分是别人遗弃的、路上捡的、从收容所救出来的。金奶奶一个人照顾它们，用她的退休金和社会上零星的好心人捐款，维持着基地最基本的运转。但最近基地出了大问题——猫开始大批量地生病。先是几只，然后是十几只，然后是几十只。症状都一样，发烧、流鼻涕、眼睛红肿、不吃东西、精神萎靡。金奶奶带了几只猫去附近的宠物医院看，说是猫瘟，治一只要花好几千，她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苏糖最后写的一句话是——“翟医生，那些猫在等死。”
翟尤把这条消息看了三遍。每一遍，他的手指都在屏幕上攥得更紧一些，紧到指节泛白，紧到手机壳发出细微的咯吱声。他抬起头，看着住院笼里的小雪。白猫正在睡觉，蜷成一个白色的毛团，肚子一起一伏，呼噜声又轻又长。它的身体已经恢复了，肾指标正常了，毛色亮了，眼睛亮了，尾巴翘了，它会跑了，会跳了，会跟小黑抢罐头了。它活下来了。但金奶奶基地里的那些猫，可能活不下来。不是因为它们的病比小雪的重，而是因为没有人在它们生病的时候蹲下来，把手伸进笼子，摸一摸它们的头，说一句“你不会死，我在”。
翟尤给苏糖回了一条消息，只有一个字——“去。”第二天早上，苏糖来诊所的时候，背了一个很大的双肩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安姐已经提前到了，正在诊台后面整理今天的预约单，看到苏糖进来，又看了看翟尤，说了一句话：“你们去吧，诊所我看着。”没有问去哪里，没有问去多久，没有问需不需要帮忙。安姐的语言就是这样，简洁，直接，不浪费任何一个字。她知道翟尤要去做什么，她知道那件事比诊所今天的任何预约都重要，她知道她一个人能撑住。所以她说“你们去吧”，就像她说“饭在桌上”“早点睡”“别太累了”一样，平静，自然，不需要任何情感上的修饰。
翟尤和苏糖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市区到城郊，从城郊到城乡结合部，从城乡结合部到一片被遗忘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的、灰扑扑的、像是时间在这里停止了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红砖，水泥，没有粉刷，窗户还是那种老式的钢窗，很多已经锈迹斑斑了。有些房子的墙上用白色油漆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字迹已经模糊了，但那个字还在，像一个被判了死刑但迟迟没有执行的囚犯，活着，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金奶奶的基地在一条巷子的最深处。没有招牌，没有门牌号，只有一扇生了锈的铁门，铁门上用铁丝绑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用马克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流浪猫之家。”翟尤敲了敲门，没人应。他又敲了一下，还是没人应。他推了一下门，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里面的景象，让翟尤的脚步停在了门槛上。
院子不大，大概只有二三十平米，但里面摆满了笼子。铁笼子，木笼子，塑料笼子，航空箱，纸箱，各种能装猫的东西，只要能关住一只猫，都被用上了。笼子一层摞一层，从地面摞到半人高，从院墙摞到屋檐下。猫在笼子里，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发呆，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舔毛，有的在不停地转圈。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浓烈的、混合了猫尿、猫粪、消毒水和腐败食物的气味，那种气味很重，重到苏糖在门口就捂住了鼻子，重到翟尤的胃翻了一下，但被他压了回去。
金奶奶从屋子里走出来。她比翟尤想象的要老，头发全白了，梳成一个发髻盘在脑后，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每一道都很深，深到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划过。她的背很驼，走路的时候身体前倾，像是随时要倒下去，但她的脚步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一棵老树，树皮皱了，树干弯了，但根还扎在土里，谁也拔不动。
“你们是……苏糖叫来的？”金奶奶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磨过很多年，磨出了茧。
翟尤点了点头，介绍了自己。金奶奶听到“翟尤”两个字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惊喜，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更接近于“终于有人来了”的、带着巨大疲惫和如释重负的亮。她转过身，带着他们往里走，边走边说，声音沙哑但语速很快，像是怕说不完，像是怕来不及。
“猫瘟，大概两周前开始的。最开始是几只小猫，发烧，不吃东西，流鼻涕。我以为是普通感冒，隔离了，喂了药，没好。后来大猫也开始病了，一只接一只，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就起不来。我带了三只去附近的医院看，说是猫瘟，治一只要两千多。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买药回来自己治。但药不对症，越治越差。现在病了的有四五十只，死了的已经有……”
她的声音断了。不是不想说了，是说不下去了。那个数字卡在她的喉咙里，像一个鱼刺，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翟尤没有追问，因为他知道那个数字是多少。从金奶奶的眼睛里，他能看到那个数字——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那种“看着它们死，一个接一个地死，你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那种无力感不是一个数字能表达的，它比任何数字都大，大到没有刻度可以衡量。
翟尤开始工作了。他从第一排笼子开始，一只一只地看。他打开接收信号的开关，听着每一只猫的声音。有的猫说“我好难受”，有的猫说“我不想吃东西”，有的猫说“我的头好烫”，有的猫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有的猫什么也不说，只是蜷在角落里，眼睛半闭着，呼吸又浅又快，像一盏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灯，随时可能灭。
苏糖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把翟尤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这只，猫瘟，需要隔离。”“这只，上呼吸道感染，抗生素。”“这只，脱水，补液。”“这只，营养不良，加强营养。”“这只，太老了，没有治疗价值，安乐吧。”翟尤说到“安乐”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没有抖，但他的手抖了一下。那个抖动很轻微，轻微到如果不是苏糖一直在注意他的手，根本不会注意到。但她注意到了，她在本子上写下了“安乐”两个字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留下了一个墨点，黑色的，圆圆的，像一个句号。
金奶奶站在旁边，没有说话。她看着翟尤一只一只地检查她的猫，听着他说出的每一个诊断、每一个治疗方案、每一个预后判断。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冷的抖，是一种从里面往外的、控制不住的、像是有人在她心上一下一下地敲的那种抖。她照顾了这些猫二十年，每一天都来，不管刮风下雨，不管自己身体好不好，不管有没有人捐款。她给它们喂食、换水、清理粪便、治病、送终。她记得每一只猫的名字、年龄、性格、喜好、怕什么、爱吃什么、喜欢被摸哪里。她记得这些，因为这些是她活着的意义。如果这些猫死了，她活着的意义就没了。
翟尤用了将近四个小时，把所有的猫都看了一遍。确诊猫瘟的有十一只，疑似猫瘟的有八只，其他病症的有二十多只，健康的不到一半。他把这些数据写在苏糖的本子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分区图，把猫按照病情严重程度分成红黄绿三个区域——红色是需要立即治疗的危重猫，黄色是需要隔离观察的疑似猫，绿色是暂时健康的猫。他给金奶奶列了一个药品清单，写了三页纸，每一样药都标明了剂量、用法、频率、疗程。他把清单递给金奶奶的时候，看到她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纸在手里哗哗地响。
“金奶奶，这些药，我去弄。您别管了。”
金奶奶抬起头，看着翟尤。那种目光不是感激，不是欣慰，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浓的、像是在说“我撑了二十年，终于有人来帮我了”的东西。她的嘴唇在动，想说什么，但声音被堵在喉咙里，怎么都挤不出来。她伸出手，握住了翟尤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垢，手背上有被猫抓过的旧疤痕，手心有厚厚的茧。但她的手很暖，那种暖不是体温的暖，而是心意的暖。她握着翟尤的手，握了很久，久到苏糖在旁边忍不住别过了脸去。
翟尤没有抽手。他让金奶奶握着，让她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通过手心传过来。那些话不是“谢谢你”，不是“你真是个好人”，而是一些更朴素的、更本质的、像土地一样的东西。“我老了，快干不动了。我死了，这些猫怎么办？”这是她说不出口的话，但翟尤听到了。通过她的手心，通过她的茧，通过她指甲缝里的泥垢，他听到了。
回诊所的路上，苏糖一直没说话。她坐在公交车靠窗的位置，怀里抱着那个双肩包，眼睛看着窗外。窗外的风景从破旧的待拆迁区变成整齐的居民楼，从整齐的居民楼变成繁华的商业街，从繁华的商业街变成熟悉的梧桐树和旧小区。风景在变，她的表情没变——一种介于“我看到了”和“我记住了”之间的、认真的、严肃的、像是一个人在心里刻字的表情。
“苏糖，”翟尤说。
“嗯。”
“你怎么知道那个基地的？”
苏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个翟尤没想到的答案。
“我小时候在那里住过。”
翟尤转过头看着她。
“不是住过基地，是住过那片待拆迁区。我妈在我五岁的时候走了，我爸在外面打工，一年回来一次。我跟奶奶住。奶奶养了一只猫，黑色的，叫大黑。我八岁那年，奶奶生病了，住院了，没人照顾大黑。我爸说把大黑扔了吧，我没扔。我抱着大黑走了很远的路，找到了金奶奶的基地。金奶奶收留了大黑，也收留了我。我每个周末都去基地帮忙，一直到我奶奶出院，一直到我爸回来，一直到我搬走。大黑后来在基地老死了，金奶奶把它埋在院子后面的那棵槐树下。每年清明，我都会回去看它。”
苏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个跟她无关的故事。但她的眼眶红了，不是哭，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心脏、但还没到哭的程度、只是眼睛在发酸、鼻子在发堵、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涌的那种红。
翟尤没有说什么。他伸出手，轻轻地、慢慢地，拍了拍苏糖的肩膀。那个动作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没有激起任何涟漪，但它沉下去了。沉到了苏糖心里那个很深很深的、平时不会去触碰的、但知道它在那里的地方。那个地方装着她五岁时离开的母亲，装着她八岁时抱着大黑走了很远的路找到金奶奶的那个下午，装着她每年清明回去看大黑时站在槐树下说的那些没有人听到的话。现在那个地方多了一个东西——一只手的重量。那只手不重，但它在那里。像一棵树，不摇不动不落叶，只是在那里。
第二天，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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