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闷热像一口巨大的、正在缓慢煮沸的锅，湿漉漉的热气包裹着一切，连呼吸都带着黏腻的阻力。张建设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走出厂区。他手里紧紧攥着几张汗湿的毛票——这是他省下几顿早饭，加上这个月意外多发的十元“全勤奖”，才凑够的一次长途电话费。
厂区外围，沿着那条流淌着污水的河沟，一溜排开十几个用铁皮和塑料布胡乱搭就的简易电话亭。每个亭子前都排着长队，挤满了和他一样、眼神饥渴又带着几分惶恐的打工者。空气中弥漫着汗臭、河沟的腥臭和廉价香烟的味道。
张建设排了将近四十分钟，腿站得发麻，后背的工装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皮肤上，又湿又凉。终于轮到他了。他钻进那个如同蒸笼般的铁皮电话亭，里面残留着前一个使用者的体温和烟味。他颤抖着手指，将那些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毛票，一张张塞进投币口，然后深吸一口气，仿佛要汲取某种力量，才用力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北春市巷口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号码。
听筒里传来漫长的、令人心焦的“嘟——嘟——”声，每一声都敲打在他紧绷的神经上。他几乎能想象出北方那个寒冷的傍晚，小卖部老板不耐烦地拿起话筒，朝着筒子楼方向大喊：“张家电话——！” 然后妻子或女儿匆匆跑下楼的场景。
终于，电话被接起了，传来妻子李桂兰那熟悉、却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和沙哑的声音：“喂？哪位？”
“桂兰……是我。” 张建设的声音干涩得厉害，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轻微的电流杂音。
“建设？！” 李桂兰的声音瞬间拔高，透出惊喜，但随即又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覆盖，“你……你怎么才来电话？这都多久了……”
“厂里……活多，忙。” 他艰难地解释着，目光透过电话亭肮脏的塑料窗，看着外面排队工友那些焦灼、麻木的脸。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正对着话筒低声啜泣。
“忙？再忙连打个电话的功夫都没有？” 李桂兰的语调开始发生变化，那根一直紧绷的弦，在听到丈夫声音的瞬间，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你知道家里现在什么情况吗？妈的药又断了，小梅学校的捐款，我……我硬着头皮去邻居家借的！还有电费、水费、煤钱……哪一样不要钱？你寄回来的那点，刚到手就没了影子！”
她的语速越来越快，声音里带着哭腔，积压了太久的委屈、焦虑和独自支撑的无助，像决堤的洪水，汹涌地通过这根细细的电话线，扑向千里之外的丈夫。
“昨天，煤铺的老陈又来催账，话里话外难听着呢！还有隔壁王婶，天天指桑骂槐，说……说你在外面……” 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张建设握着听筒，感觉那塑料外壳变得滚烫。他能清晰地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北风的呼啸声，以及女儿小梅隐约的、似乎在劝阻母亲的声音：“妈，你别……”
电话亭外，几个等得不耐烦的工友开始拍打铁皮门，用带着各地方言的脏话咒骂着：“快点！磨蹭什么！后面这么多人等着呢！”
这催促声，和妻子在电话那头的哭诉，交织在一起，像一把双刃锯，反复拉扯着张建设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他想安慰妻子，想告诉她自己在南边也并不好过，想诉说流水线的残酷、工棚的恶臭、还有那封被退回的信……但所有这些话，都堵在喉咙里，变成了一团灼热的、无法言说的硬块。
他只能听着，听着妻子的抱怨像冰冷的雨水一样砸下来。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仿佛自己无论在这南方如何拼命，都无法填平北方那个家里越来越大的窟窿，无法缓解妻子肩上那越来越沉的重担。
“我……我知道……” 他最终只能挤出这几个苍白无力的字眼，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被生活彻底榨干后的虚脱。
他的沉默和这苍白的回应，似乎更加刺激了电话那头的李桂兰。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 她的声音陡然变得尖利起来，带着一种被忽视、被抛弃的愤怒，“你一个人在外面，好歹是自由的！不用看人脸色，不用听那些闲言碎语！我和孩子呢？我们娘俩在这里，天天过的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哐哐哐！” 电话亭的铁皮门被砸得更响了，外面工友的骂声也越来越难听。
张建设感觉自己的头快要炸开了。妻子的指责，工友的咒骂，话筒里传来的北风的呜咽，还有他自己内心翻江倒海的委屈和疲惫，所有的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将他推向崩溃的边缘。
他张了张嘴，想吼回去，想告诉妻子他每天十六个小时像机器一样站着，想告诉她他那双曾经引以为傲的手现在只会机械地拧螺丝，想告诉她他连一封家书都收不到……但他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他只是死死地攥着听筒，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听着妻子在那头由抱怨逐渐变成压抑的、绝望的哭泣。
电话亭外，一双双麻木而焦灼的眼睛，透过污浊的塑料窗，无声地注视着他这个占用着宝贵通话时间、却只能在电话里承受妻子怒火的男人。那目光里，没有同情，只有一种司空见惯的冷漠，仿佛在说：看，又一个。
时间，在争吵和哭泣中，一分一秒地流逝。直到投币口传来“嘟——”的、提示余额不足的尖锐长音，紧接着，电话被自动切断了。
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像一声声冰冷的嘲笑。
张建设还保持着那个握听筒的姿势，僵立在闷热恶臭的电话亭里，许久没有动弹。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别的什么液体，正沿着他深刻着皱纹的脸颊，无声地滑落。
南方的夏夜，工棚像一个巨大的、散发着恶臭的蒸笼。白天的酷热被潮湿的水泥地吸收，到了夜晚，再混合着几十号男人的体味、汗臭、脚臭和廉价烟草的焦油味，加倍地蒸腾出来，黏稠地糊在每一个角落。蚊虫在昏黄的灯光下成群结队地飞舞，寻找着可以下口的目标，嗡嗡声不绝于耳。
张建设瘫在自己的下铺上，连脱掉那身被汗水浸透的工装的力气都没有。电话亭里妻子那混合着哭腔和指责的声音，还在他耳边嗡嗡回响，与车间里电批的尖叫、工棚里的嘈杂混乱地交织在一起，让他头痛欲裂。他闭上眼，只想尽快坠入无梦的睡眠，暂时逃离这令人窒息的一切。
然而，同工棚里那个自称“赵老板”的男人，显然不打算让这个夜晚平静地过去。
“赵老板”约莫四十多岁，身材干瘦，眼窝深陷，一双眼睛却异常活络，闪着一种与这工棚环境格格不入的、近乎亢奋的光。他以前是北方某个小县城供销社的副主任，据说因为“经济问题”下了海，折腾过不少买卖，最后都赔了，不得已流落到这电子厂打工。但这并不妨碍他每晚都以“老板”自居，向工棚里这些大多是初次离家的年轻工友们，贩卖他那些真假难辨的“光辉历史”和“发财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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