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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苏天爵:一代良史存文脉,百世循吏著清名

小说:

中华历代文化名文传奇故事【民俗语】

作者:

柳溪墨韵

分类:

古典言情

元末政坛,官场腐朽不堪、贪墨成风,吏治乌烟瘴气、弊端丛生,文官大多【尸位素餐、明哲保身】,武将只知横征暴敛、拥兵自重,整个王朝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文坛学界更是斯文扫地、典籍散佚,元初积累的文史成果日渐凋零、无人整理,传承华夏文脉、整顿乱世吏治,成了当时迫在眉睫的大事。就在这乱世浮沉、文脉濒危之际,苏天爵横空出世,他半生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被百姓唤作“苏青天”“元代包公”;一生治学博闻强识、笔耕不辍,被誉为“元代良史”,以一身正气护百姓安宁,以一支史笔存一代文脉,在元末黑暗的世道里,活成了循吏与良史合一、风骨与学识兼备的标杆。

苏天爵,字伯修,号滋溪先生,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底色是清正、严谨、悲悯、坚守、担当,最打动人的,是身处浊世却一尘不染、守正不阿,身居高位却体恤民情、爱民如子,潜心治学却不避乱世、薪火相传,凭着一股【较真碰硬、锲而不舍】的韧劲,在腐败官场中独守清白,在战火乱世中抢救文脉,这份风骨与担当,穿越千年依旧令人敬仰。

一、书香世家育良才,少年勤学显天资

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苏天爵生于真定苏氏望族,苏家世代书香、家学渊源,父亲苏志道是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曾在和林□□时主持赈灾、施行仁政,在当地德高望重、有口皆碑。母亲出身书香门第,贤良淑德、知书达理,一家人住在“滋溪书堂”,家中藏书汗牛充栋、万卷有余,父亲还特意远赴江南购书万余卷,把书堂塞得满满当当、书香四溢。

生在这样的家庭,苏天爵从小耳濡目染、浸润书香,比别家孩童更懂读书的重要性。他自幼沉静内敛、不喜嬉闹,不像同龄孩子那样【疯跑疯玩、淘气捣蛋】,一有空就扎进书堂,埋首典籍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小小年纪,他便展现出过目不忘、举一反三的天资,儒家经典、诸子百家、文史杂谈,一点就通、一学就会。父亲见他天资聪颖、酷爱读书,便为他广聘名师,先拜名儒安熙为师,后又师从吴澄、虞集等当世大儒,皆是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名师指点、家学熏陶,再加上自身刻苦勤奋、废寝忘食,苏天爵的学识突飞猛进、日渐深厚,小小年纪便满腹经纶、文采斐然,在真定一带声名鹊起、人人称赞。

年少的苏天爵,深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从不懈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寒冬腊月手冻开裂、脚生冻疮,依旧坚持伏案苦读;盛夏酷暑汗流浃背、蚊虫叮咬,照样潜心钻研典籍。他读书不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更爱刨根问底、深究要义,遇到不懂的地方,要么虚心向名师请教,要么翻阅各类典籍查证,不弄明白绝不罢休。

闲暇时,他常帮父亲整理家中藏书,分类归类、校勘文字,小小年纪便养成了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习惯,为日后编纂史籍、整理文献打下了扎扎实实的根基。他常对身边人说:“读书做学问,最怕【心浮气躁、敷衍了事】,唯有沉下心、耐住性,一字一句读、一点一滴积,方能学有所成、用有所得。”

彼时的元朝,科举时兴时废,很多读书人【心灰意冷、放弃学业】,要么混迹市井、虚度光阴,要么攀附权贵、谋求捷径,可苏天爵不为所动、坚守本心,依旧一心向学、潜心治学,他心中早已埋下种子:日后不仅要做清正为官、造福百姓的好官,更要做整理文史、传承文脉的良史,不让华夏文脉在乱世中断送。

二、国子第一入仕途,刚正不阿显风骨

二十岁出头,苏天爵进入元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饱学之士、青年才俊,个个才华横溢、学识不凡。可苏天爵凭借扎实学识、出众文采,在一众学子中脱颖而出、遥遥领先,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独占鳌头,以“力学善文、品行端正”闻名国子监,深受师长赏识、同窗敬佩。

延祐四年(1317年),24岁的苏天爵参加国子学生公试,一篇《碣石赋》文辞雅驯、考据详实、气势恢宏、见解独到,被主考官马祖常一眼看中,拔置第一、名列榜首。消息传开,整个国子监一片哗然、纷纷祝贺,苏天爵也因此一举成名、踏入仕途,被授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从此开启了他清正廉明、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仕宦生涯。

初入仕途,苏天爵便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秉持“重职守、稽美恶、谋王体、治民事”的为官准则,不贪不占、不偏不私、勤政为民、秉公办事。当时的官场,裙带关系盘根错节、贪腐贿赂司空见惯,官员办事【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中饱私囊、欺压百姓是常事,可苏天爵【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绝不【同流合污、随波逐流】。

泰定元年(1324年),苏天爵调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后晋升应奉翰林文字,正式踏入文史领域,开始接触实录修撰、典籍整理工作。至顺元年(1330年),他参与编修《武宗实录》,对待修史工作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分毫不让,每一个史实都反复考证、多方查证,每一段文字都逐字推敲、仔细打磨,绝不敷衍了事、弄虚作假、歪曲史实。

至顺二年(1331年),苏天爵升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地方官吏、审理案件、安抚百姓。当时的江南,虽看似富庶,实则吏治腐败、冤狱丛生、民怨沸腾,很多官员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欺压良善、搜刮民脂,百姓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言,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元统元年(1333年),苏天爵复拜监察御史,在任四个月,直言敢谏、不避权贵、弹劾贪腐、为民请命,接连上奏疏四十五篇,件件切中时弊、句句为民发声,弹劾的贪官污吏不计其数、遍布朝野。有人劝他:“官场水太深,【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你这般较真,迟早得罪权贵、引火烧身!”苏天爵却凛然回道:“为官者,当心系百姓、坚守道义、不畏强权、不徇私情,若贪生怕死、明哲保身,不如不当这个官!”

在湖北复核囚犯时,当地瘴气弥漫、环境恶劣、路途艰险,很多官员都【畏难逃避、不肯前往】,苏天爵却义无反顾、毅然前往,走遍湖北各地,深入牢房、亲自审问、仔细核查、明察暗访,为无数蒙冤百姓平反昭雪。有个囚犯被屈打成招、判了死罪,苏天爵察觉案情疑点重重,顶住压力、反复查证、不畏威胁、不徇私情,终于查清真相,为其洗刷冤屈,无罪释放。百姓无不感激涕零、奔走相告,都称他是“苏青天转世、包公再生”。

他为官,从不摆官架子、讲排场、搞特殊,衣食住行简朴至极、粗茶淡饭、布衣素衫,从不贪污受贿、搜刮钱财、谋取私利,朝廷赏赐的财物,大多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修缮学堂、整理典籍,自己家中【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与普通百姓无异。身边人劝他为子孙留点家业,他却笑着说:“我为官一生,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中不愧百姓,留给子孙的,唯有清正家风、清白名声,这比万贯家财更珍贵!”

三、三度史馆修文史,乱世抢救存文脉

苏天爵一生,三度任职史馆、深耕文史领域,先后参与修撰《武宗实录》《文宗实录》,还参与编纂《经世大典》,在战火纷飞、典籍散佚的乱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抢救文献、整理文脉,为元代文史传承立下汗马功劳。

元末天下大乱,【烽火连天、兵祸不断】,各地典籍惨遭焚毁、流失严重、散落民间、无人问津,很多珍贵的文史资料濒临失传、永久湮灭。苏天爵看在眼里、痛在心底,他深知,【文脉兴则国运兴、文脉绝则国运亡】,若不及时整理、保护,华夏文脉将在乱世中烟消云散、毁于一旦。

于是,他挺身而出、勇担重任,一边为官理政、整顿吏治、安抚百姓,一边利用闲暇时间,四处搜集、八方寻访、整理校勘、编纂著述,把抢救、整理、传承文史典籍,当成毕生追求、头等大事。

早在为国子生时,苏天爵便开始留心搜集元朝开国以来“巨公世卿”的文集、墓表、家传等史料,为编纂史籍做准备。为官后,他更是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利用职务之便,走访各地,寻访遗老、搜集残卷、记录史实、整理文献,哪怕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耗费心力、自掏腰包,也在所不惜。

他耗时十余年,呕心沥血、笔耕不辍、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终于编成《国朝名臣事略》(又名《元朝名臣事略》)15卷,收录元朝开国以来47位名臣的传记,史料详实、考据严谨、叙事清晰、评价公允,为后人研究元代政治、历史、人物提供了珍贵无比的第一手资料。

编纂此书时,他严谨到极致、较真到骨子里,每一条史料都多方考证、核对原文、辨别真伪、去伪存真,绝不道听途说、照搬照抄、歪曲篡改、敷衍了事;每一篇传记都秉笔直书、善恶分明、不虚美、不隐恶,既不刻意美化、拔高传主,也不恶意贬低、抹黑人物,力求真实可靠、客观公正、还原历史原貌。

紧接着,苏天爵又主持编纂《国朝文类》(又名《元文类》)70卷,历时多年,广搜博采、精挑细选、严格甄别、系统整理,收录元代159位作者的815篇文章,涵盖43种文体,上至庙堂制诰、朝廷奏疏,下至文人杂著、民间诗文,包罗万象、内容丰富、价值极高。

他制定严格的选录标准:所选文章“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正是这份严谨与坚守,让《元文类》保存了大量珍稀文献,很多濒临失传、散佚殆尽的元代文章,全靠此书才得以流传后世,成为研究元代文学、历史、文化的重要宝库。

此外,他还著有《滋溪文稿》30卷、《松厅章疏》5卷、《春风亭笔记》2卷等多部著作,内容涵盖诗文、政论、笔记、碑铭等,文笔简洁、文风厚重、叙事精炼、见解独到,其中很多记述的人物、事件,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晚年的苏天爵,中原前辈凋谢殆尽、文坛学界无人支撑,他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勇挑大梁、扛起文脉传承重任,即便年老体弱、公务繁忙,依旧讨论讲辩、整理文献、著书立说、诲人不倦、虽老不倦,把一生心血都倾注在文史整理、文脉传承之上。

有人问他:“如今乱世,【朝不保夕、人心惶惶】,很多人都只顾逃命、自保,你这般费心费力整理文史、传承文脉,图什么?”苏天爵感慨道:“我不求名、不求利、不求权、不求贵,只盼着华夏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哪怕我粉身碎骨、耗尽心血,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四、整顿盐政显才干,平乱军中殉苍生

至正年间,元朝统治摇摇欲坠、危机四伏,内有贪官污吏横行、吏治腐败不堪,外有农民起义不断、战火蔓延全国,整个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至正八年(1348年)起,苏天爵先后调任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两浙都转运使,负责江浙一带政务与盐政。当时,江浙盐政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腐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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