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援
清江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市政府后面的老街上，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夹在一家五金店和一家早餐铺中间，门脸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清江市法律援助中心”几个字，白底黑字，有一块搪瓷已经掉了，露出下面的铁皮，锈迹斑斑。
张芸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太阳正毒，老街上的梧桐树叶子被晒得卷了边，蝉叫得人心烦。她推开玻璃门，一股霉味混合着复印机墨粉的气味扑面而来。大厅里摆着几张塑料椅子，墙上贴着法律援助的申请流程和宣传画，一张画上写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张画上写着“困难群众请找法援”。
前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戴着老花镜，正在用毛线钩拖鞋。看见张芸进来，她放下钩针，从眼镜上方看了她一眼。
“找谁？”
“我打过电话，咨询高利贷的事。”
阿姨指了指走廊尽头：“第二间，找赵律师。”
赵律师全名赵志远——和張芸的弟弟同名，但人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瘦高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桌上一堆案卷堆得像小山。他正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表情严肃，偶尔点一下头。看见张芸进来，他用手势示意她坐下，又对着电话说了几句“好”“我了解了”“下周之前给你答复”，然后挂了。
“张女士？”赵律师翻了一下桌上的便签本，“茶岭村那个？”
“是。”
赵律师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他打量着张芸，目光里有种职业性的审视——不是看人的那种打量，而是看案子的那种打量，像一个医生在看病人的CT片。
“你说你父亲借了金穗基金的钱，月息三分？”
“对。”
“借款合同带了吗？”
张芸从包里拿出一叠纸——是她在苏静的文件柜里偷偷复印的那份“逾期客户清单”，以及她从父亲遗物中找到的那张借条的复印件。她把东西放在桌上，推过去。
赵律师拿起借条复印件，凑近了看。借条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但关键的几行还能辨认——“借款金额壹仟元整”“实际到账柒佰元整”“月息叁分”“逾期每日加收百分之一滞纳金”。他的眉头越皱越紧，看完之后把借条放下，又拿起那份清单，一页一页地翻。
“这份清单你从哪里弄来的？”他忽然问。
张芸早就想好了答案：“我父亲生前从金穗基金的业务员那里要来的。”
赵律师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他把清单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法律汇编，翻到某一页，用手指指着其中一条，念了出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超过年利率百分之三十六的部分，无效。”
他把书合上，看着张芸：“你父亲的借款，月息三分，年化百分之三十六，刚好踩在线上。超过百分之三十六的部分才算无效，百分之三十六本身是有效的。换句话说，这笔债的利息部分，法律上没问题。”
张芸的心往下沉了一下：“可是实际到账只有七百，借条上写的一千，那三百块算什么？”
“这就是关键。”赵律师把借条复印件拿起来，用笔在那行“实际到账柒佰元整”下面画了一条线，“这叫‘砍头息’，就是先把利息从本金里扣掉，然后按名义本金计算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预先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他拿出计算器，噼里啪啦按了一通：“你父亲借了一千，实际到账七百，那名义本金应该按七百算。月息三分，按七百算的话，一个月利息是二十一块，不是三十块。这笔债的真实年化利率，不是百分之三十六，而是——”
他按计算器的手指停了一下，抬起头，表情有些微妙：“百分之五十一点四。”
张芸不懂数字，但她听得懂“百分之五十一”比“百分之三十六”大。
“这合法吗？”
“不合法。”赵律师把计算器放下，“超过百分之三十六的部分无效，百分之五十一明显超标了。而且每天百分之一的滞纳金，年化就是百分之三百六十五，这已经不是高利贷了，这是敲诈勒索。但问题在于——”
他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问题在于，你父亲已经去世了。死无对证。合同上的字是他签的，手印是他按的，你拿什么证明他实际只拿到了七百？借条上写的是‘壹仟元整’，你父亲不在了，没有人能当面对质。金穗基金那边只要拿出合同，法院就会认。”
“可是有账本。”张芸说，“我父亲自己记的账本，每一笔借款都记得清清楚楚。”
赵律师沉默了几秒钟：“那个账本，有没有被认定为证据的可能性？有。但需要鉴定笔迹、鉴定墨迹、鉴定纸张年代，这些都要钱。而且就算账本被采信了，也只能证明你父亲自己记了这笔账，不能证明金穗基金那边认可这个数字。”
张芸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
“还有一件事，”赵律师的声音低了下来，“你父亲的房子和茶山被查封了，申请财产保全的是金穗基金。财产保全是法院批的，也就是说，有法官认为金穗基金的申请是合法的。你如果要打这个官司，不仅要面对金穗基金的律师，还要面对那个批准财产保全的法官。”
他点到为止，没有继续说下去。
张芸懂了。她不是要跟一个公司打官司，她是要跟一个系统打官司——法院、银行、政府，这些机构之间有无数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每一根线都连着不同的人，而这些人，都在同一张网里。
“赵律师，”张芸说，“如果我请你打这个官司，要多少钱？”
赵律师报了一个数字。张芸听完之后，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
她走出法援中心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在斑驳的人行道上。她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觉得这座城市忽然变得很陌生。她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四年，但这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来者，一个误入了某个她不理解的游戏的局外人。
她沿着老街往回走，经过一家卖香烛纸钱的店铺，门口摆着成捆的元宝和冥币，金灿灿的，在阳光下晃眼。她停下来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进去，买了一沓纸钱和一炷香。
今天是父亲的百日祭。
二、百日
从市区回茶岭村的末班车是六点二十。张芸赶到车站的时候，车正要发，她跑了几步跳上去，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车上只有五六个人，都是回村的老人，大包小包地带着从城里买的东西。有人认出了她，但没有人跟她说话。
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四十分钟，到茶岭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张芸下了车，沿着那条她走了无数遍的土路往家走。路两边是黑黢黢的农田，偶尔有一两声蛙鸣从远处传来，衬得夜色更加寂静。
她推开家门，屋里黑着灯。李桂香已经睡了，呼吸声从房间里传出来，粗重而不规律，像一台老旧的鼓风机。张芸没有开灯，摸黑走进灶房，从灶台下面找出一个瓦盆，把纸钱放进盆里，点着了。
火光照亮了灶房的一角，纸钱在盆里卷曲、发黑、化成灰，灰烬在热气中升腾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在黑暗中飞舞。张芸蹲在瓦盆前，把香插在灶台的裂缝里，双手合十，闭上了眼睛。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不信佛，不信主，不信任何神。但她信一件事——她父亲在看着她。不是在天上，不是在地府，而是在她心里。她心里住着一个张老汉，蹲在灶台前烧火，手上全是茶渍，脸上全是皱纹，眼睛里全是光。
那道光不能灭。
她烧完纸钱，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在茶山上，把整座山镀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茶山还是那座茶山，但茶树已经不是那些茶树了。法院的封条贴在山脚下的一棵老松树上，白纸黑字，盖着红印，在月光下格外刺眼。
她盯着那张封条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回了屋。
她睡不着。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赵律师说的那些话——“超过百分之三十六的部分无效”“死无对证”“有法官认为金穗基金的申请是合法的”。这些句子像钉子一样钉在她脑子里，钉得她头疼。
她翻身坐起来，打开床头灯，从包里拿出那个账本。账本已经被农药浸得不成样子了，纸页粘在一起，一碰就碎。她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那两行字还在——“稻谷黄，债务黑”“芸儿，爸对不起你”。
她把账本合上，抱在胸口，躺下来，闭上了眼睛。
这次她睡着了。梦里，她看见父亲站在茶山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握着那把茶剪，一剪一剪地采茶。阳光很好，茶叶很绿，父亲回过头来看她，笑了，露出一口被茶渍染黄的牙。
“芸儿，”他说，“茶山的茶，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她想跑过去，但脚像被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她想喊“爸”，但嗓子发不出声音。她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进茶树丛里，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绿色的深处。
她猛地惊醒，浑身是汗。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鸡叫了第一遍。
她起床，洗了把脸，换上衣服，锁上门，赶第一班车回城。
三、下马塘
七月，清江进入了雨季。雨一下就是半个月，下马塘的巷道变成了河道，污水漫进屋子里，居民们用砖头和木板在门口垒起了小堤坝，但水还是往里灌。
刘建国家的门槛被水泡得发胀，关不上门。他就用塑料布把门缝堵上，再用砖头压住。但水还是从墙根的裂缝里渗进来，一夜之间，屋里的积水就没过了脚踝。
他的腿还没好利索。去年五月那场强拆，他的左腿被撬棍砸出了骨裂，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打了石膏，拆了石膏之后又瘸了两个月，到现在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医生说是韧带损伤，需要做康复训练，但他没钱做康复，也没时间做康复——他得挣钱，一家三口要吃饭。
刘建国的妻子王桂兰在城里的服装厂找到了工作，一个月八百块，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站着，下班回来腿肿得像萝卜。刘建国心疼，但没办法，他自己找不到工作。他试过去工地搬砖，但腿不行，搬了半天就疼得站不起来。他试过去餐馆洗碗，但人家嫌他年纪大，要年轻的。他试过去摆地摊，但城管天天来，罚一次款够他半个月挣的。
最后他在下马塘的菜市场找到了一份活——给卖鱼的摊主杀鱼。一天三十块，现结，不用腿，只要手快。刘建国以前在纺织厂修机器，手本来就巧，杀鱼学得快，三天就能一刀剖开鱼肚子，不伤内脏。摊主姓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嗓门大，脾气也大，但对刘建国还不错，每天多给他五块钱当午饭钱。
“老刘，你这腿是咋伤的？”有一天黄姐问他。
“摔的。”刘建国说。他不愿意提强拆的事，一提心里就堵得慌。
“摔的能摔成这样？”黄姐不信，但也没追问。她低头把杀好的鱼码进冰柜里，头也不抬地说，“这年头，谁还没个伤。我男人去年在工地上摔下来，脊椎断了，现在还躺在床上。包工头跑了，医药费全是我们自己出的，花了八万多，全是借的。”
刘建国手里的刀停了一下。他看了一眼黄姐——这个胖女人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骑三轮车去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杀鱼、摆摊、吆喝，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一天站十几个小时，手被水泡得发白起皱。他从来不知道她家里还有一个瘫痪的丈夫。
“借的钱还了吗？”刘建国问。
“还啥呀，利滚利，越还越多。”黄姐用围裙擦了擦手，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展开给刘建国看，“你看，这是金穗基金的借条。借了五万，到手三万五，还了两年，现在还欠六万八。”
金穗基金。刘建国不认识这几个字，但他认得那个红色的印章——去年拆迁队来强拆的时候，带队的赵铁军手里拿的那份《政府授权书》上，盖的就是这种红色的章。不是同一个章，但颜色一样，红得像血。
“黄姐，这金穗基金是啥来头？”刘建国问。
“兰骁民的嘛，清江首富，你连他都不知道？”黄姐把借条收起来，叹了口气，“我当初也是鬼迷心窍，听人说金穗基金借钱容易，利息低，就去了。谁知道那是坑，进去了就出不来。现在每个月工资一大半都拿去还利息了，本金一分没少，还多了。”
刘建国没说话。他把杀好的鱼放进盆里，又拿起一条，一刀剖开鱼肚子，伸手进去掏内脏。鱼的内脏是温热的，滑腻腻的，在他手心里蠕动。他把内脏掏出来扔进垃圾桶，用水冲了冲鱼肚子，放在一边。
“黄姐，你就没想过不还？”
“不还？”黄姐苦笑了一声，“不还他们就把我房子收了。我男人还躺在床上，房子没了我们住哪？”
刘建国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他自己都觉得蠢的问题：“没人管吗？”
黄姐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嘲讽。
“谁管？”她说，“管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四、儿子
刘栋成放学了。
他今年十一岁，在下马塘小学读五年级。学校离下马塘不远，走路十五分钟，但要穿过一条铁路。铁路是运煤的专用线，一天过不了几趟车，但每次过车都要等很久，煤灰飘得到处都是，落在头发上、衣服上、书包上，洗都洗不掉。
刘栋成的成绩在全年级排第三，语文最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念。他写的作文大多是写爸爸的——《我的爸爸》《爸爸的手》《爸爸的腿》。他写爸爸的手上有老茧，老茧像树皮，摸在脸上扎得慌，但他喜欢爸爸摸他的脸，因为那是爸爸的手。他写爸爸的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他觉得爸爸走路的样子最好看，比那些开着车的人还好看。
老师看了作文，眼睛红了，给了他满分。评语写的是：“真情实感，感人至深。希望你爸爸早日康复。”
刘栋成把作文本带回家给刘建国看。刘建国不识字，让王桂兰念给他听。王桂兰念到一半念不下去了，声音哽咽了，把作文本放下，转过身去擦眼泪。刘建国坐在板凳上，低着头，手里攥着一根烟，没点，攥了很久，烟卷都被攥扁了。
“爸，”刘栋成站在门口，背着书包，校服上全是煤灰，“老师说下周要交下学期的学费，一百八十块。”
刘建国抬起头，看着儿子。刘栋成长得不像他，像他妈，白皮肤，大眼睛，鼻梁高高的，长大了一定是个帅小伙子。但刘建国从儿子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是长相，是眼神。那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十一岁孩子的沉，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压着，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浮上来。
“知道了。”刘建国说，“爸会想办法。”
他说的“想办法”，意思是去找黄姐预支工钱。黄姐人好，上次他预支过一次，黄姐二话没说就给了。但这次他张不开嘴，因为上个月的工钱他已经预支了一半，用来给王桂兰买药了。王桂兰的胃不好，经常疼，疼起来直不起腰，但一直拖着没去看，嫌医院贵。
刘栋成没有说话，放下书包，走到灶台前，开始生火做饭。他个子矮，够不着灶台，就踩在一个小板凳上，踮着脚尖往锅里倒水。水溅出来，浇在灶膛里的柴火上，滋啦一声，冒出一股白烟。
刘建国看着儿子的背影，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不是疼，是空，像一个黑洞，把他所有的情绪都吸了进去，只剩下一个念头——
不能让儿子过这样的日子。
这个念头他不是第一次有，但这一次格外强烈。强烈到他觉得自己的胸腔要炸开，强烈到他必须站起来做点什么，否则他会在原地坐成一尊化石。
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出家门，走进下马塘的巷子里。
巷子很窄，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低矮平房，墙挨着墙，屋檐挨着屋檐，抬头只能看见一条窄窄的天。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晾着各种颜色的床单和衣服，在风里飘来飘去，像一面面投降的旗帜。
他走到巷子尽头，拐了个弯，到了一栋三层小楼前。小楼是下马塘最高的建筑，以前是街道办事处的办公楼，后来办事处搬走了，这栋楼就空了出来。现在，这栋楼的门口挂着一块新牌子——“金穗棚改项目指挥部”。
刘建国站在门口，看着那块牌子，腿隐隐作痛。
他推门走了进去。
五、铁头
指挥部的一楼是个大开间，摆着几排办公桌，桌上堆着图纸和文件，几个年轻人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打字。空气里有股烟味和方便面的味道，地板上散落着一次性饭盒和烟头。
刘建国走进去，没有人抬头看他。他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面无表情地问：“找谁？”
“我想问问补偿的事。”
“补偿标准文件上都写着呢，每平米三百，你要是签得早还有奖励。还有什么好问的？”
“我的房子是二十平米，六千块钱，我一家三口搬到哪去？”
年轻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瘸了的左腿上停了一下，然后说：“你等一下。”
他转身走进里面的一间办公室，敲了敲门，推门进去，说了几句话。过了一会儿，他出来，对刘建国说：“赵总让你进去。”
赵总就是赵铁军。
刘建国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一个光头壮汉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瓶白酒和半只烧鸡，旁边站着一个穿黑西装的年轻男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赵铁军正用一把小刀切烧鸡，切得很仔细，一块一块码在盘子里，像在做什么精密的手术。
“坐。”赵铁军头都没抬，用刀尖挑起一块鸡胸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
刘建国在椅子上坐下来。椅子很低，坐下去之后他的膝盖比腰还高，坐得很不舒服。他往前挪了挪，把双手放在膝盖上。
“你就是那个……腿被砸了的？”赵铁军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切烧鸡，“补偿的事，政策就是政策，我改不了。你要是嫌少，可以等，等到第二批第三批，但奖励就没有了。到时候六千都没有，只有五千。”
“我不是来要钱的。”刘建国说。
赵铁军的手停了一下，刀尖悬在半空中。他慢慢抬起头，看着刘建国，眼睛眯了起来，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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