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〇年六月十七日，夏洛克在埃塞克斯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信纸是灰色的，折成三折，边角有一处很淡的压痕，像被一枚小印章压过——蓝底，一只银狮。信上只有一行字：
“我找到了原本。它不在英格兰。”
邮戳是伦敦。他把信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在壁炉前烧掉了。纸烧起来很快，灰白的边卷上去，那行字在最后一步才断掉。他在日记本上写下日期，后面什么也没写。
七天以后，六月二十四日，他在伦敦的一间俱乐部门厅里，遇见了写信的人。
那间俱乐部在圣詹姆斯区一条不宽的街上，门面窄，门楣上挂一盏铜灯，门口站着穿深蓝制服的门房。里面是长厅、咖啡室、吸烟室、两张台球桌、一整面墙的报纸架，以及二十来个坐在窗边看报、不说话的男人。迈克罗夫特是会员，夏洛克借他的名头进来过三次，每次都觉得自己像一件被借用的家具。
那天下午四点，夏洛克从二楼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封了火漆的牛皮纸袋——韦德托人送来的信托年度结算。走到一楼门厅时，他看见一个不该在这里的人。
门厅的灯下站着一位女士。
她披着深灰斗篷，斗篷的扣子是一枚很小的银结，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下半张脸。她站得很直，两手交叠在身前，正对着门房说话。门房半低着头，姿态客气，语气是那种把“不行”说成“恐怕”的语气。
“先生，”她说，“我找詹姆斯·埃尔芬斯通。他昨天派人送信到住处，说今天下午四点在这里等我。”
“小姐，”门房说，“俱乐部不接待女客。先生们若在门外，我可以替您去传话。”
“他在里面。”她说，“我看见他的马车停在街角，车夫在打瞌睡。我不需要进去，我只需要有人在门厅里等他一刻钟。”
“恐怕不行，小姐。规矩是规矩。”
“规矩是男人写的。”
夏洛克站在楼梯最后三级，没有再往下走。
一个月前在剑桥，她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时候她说的是“在英格兰要戴英格兰的帽子，就得先承认自己在英格兰”。他记得这句，也记得那顶插着干薰衣草的帽子。现在帽子换成了斗篷，语气一点没变。
他走下最后三级台阶。
“埃尔芬斯通小姐。”
她转过头。帽檐下的眼睛是浅褐色的，看到他时，先在他袍子上停了一下，又移到他的脸上，停的时间比礼貌需要的时间长半秒。
“菲茨莫里斯先生。”她说，“你在这里。”
“我住在这里。”他说，“名义上。”
门房看看他，又看看她，脸上的表情变成一种很谨慎的空白。
“先生，这位小姐——”
“她不是陌生人。”夏洛克说，“她是埃尔芬斯通勋爵的女儿，詹姆斯·埃尔芬斯通的妹妹。詹姆斯今天约了她在这里。如果你要守规矩，就守另一条：会员的亲属可以在门厅等一刻钟。你可以去问楼上的先生们，也可以记在我的名字上。”
门房犹豫了两秒，退开半步，把门厅角落的一把椅子拉出来。
“小姐，请坐。我去楼上看看。”
他们在门厅的灯下说话。
她坐下，斗篷下摆铺开，鞋面上有一点泥。夏洛克站在她侧前方，手里还捏着那个牛皮纸袋。
“你一年没变。”她说。
“我长高了半英寸。”
“看不出来。”她说，“你脸上多了点东西，不是年龄。是那种被人问过很多次‘你确定吗’之后留下的东西。”
“我确实被问过很多次。”
“我也被问过。”她说，“不过我问的是别人。”
她抬头看了一圈门厅：墙上的肖像、铜灯、楼梯扶手上的蜡痕。
“这里像一间很贵的书房。”她说，“只是书都换成了男人。”
“小姐，”夏洛克说，“你不该在这里。”
“我知道。”她说，“詹姆斯迟到了二十分钟。他昨天派人送信，说今天下午四点，在这间俱乐部的门厅，有要紧的话对我说。我来了，他不在，门房不让我进。所以我站在灯下，像一个被约了却没人来的证人。”
“你父亲知道吗。”
“我父亲以为我在看一位姑母。”她说，“我父亲知道的事情，通常比我实际做的事情晚三个月。”
夏洛克沉默了一下。
“小姐，”他说，“六月十七日，你寄过一封信到伦敦。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我找到了原本。它不在英格兰。’”
她的睫毛动了一下。
“你烧了它。”她说。
“我烧了它。”
“为什么。”
“因为没有地址的信，回不出去。”夏洛克说，“而且那行字如果被人看见，会害到两个人：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
“那你现在为什么提它。”
“因为你今天站在灯下，等一个迟到的哥哥。”他说，“我不想再猜一次。”
她看着他，很久。斗篷上的银结在灯下亮了一点。
“原本在爱丁堡。”她说，“在我母亲的一位女仆手里。那位女仆嫁给了一个爱丁堡的抄写员，抄写员去年冬天死了，女仆把箱子卖给旧货商，旧货商把箱子拆了，纸散开了。我花了十一个月，从爱丁堡的旧货商、教区书记官，还有两个当铺的账本里，把那份遗嘱的原本找回来。”
“找到了吗。”
“找到了三页。”她说，“第四页不见了。第四页上有见证人的签名。”
“没有见证人签名，遗嘱就不能被证明。”
“我知道。”她说，“所以我哥哥今天约我在这里，不是告诉你好消息，是告诉你坏消息：第四页可能被人先拿走了。”
夏洛克的手指在纸袋上收紧了。
“谁拿的。”
“不知道。”她说，“我哥哥打听到一点，用的是一条很不干净的路子。他欠了一个人不该欠的人情。”
“那个人姓什么。”
她停了两秒。
“威尔逊。”
夏洛克的呼吸没有变，但他握着纸袋的那只手，指节白了一寸。
“托马斯·威尔逊。”他说。
“你认识。”
“我认识这个名字。”夏洛克说，“小姐，你哥哥现在很危险。托马斯·威尔逊不卖消息，他卖可能性。他告诉一个人‘纸在谁手里’，然后等那个人自己去拿。拿的人出事，他收两次钱。”
艾米丽没有立刻说话。她把手从斗篷里拿出来，放在膝上——手腕内侧朝上，那块淡褐色的印子在灯下很清楚：蓝底，一只银狮。
“菲茨莫里斯先生，”她说，“你去年在剑桥看见了这个。”
“我看见了。”
“你没问。”
“我不问别人的印记。”
“那我现在告诉你。”她说，“这是我母亲的印章。她生前用它封过一封信，封得很紧，我小时候拆开过，拆坏了。她那天没有骂我，只是把印章收起来，说：‘以后你自己有一枚。’她去世那年，这枚印章不见了。我找它找了七年。”
“它和遗嘱第四页有关系。”
“我不知道。”她说，“但我知道，凡是和我母亲有关的东西，都不肯待在英格兰。”
詹姆斯·埃尔芬斯通在四点三十七分进门。
他比一个月前瘦了，脸还是晒得黑，进门时帽子还戴在头上。看见妹妹站起来，又看见站在她面前的夏洛克，脚步顿了一下。
“艾米丽。”他说，“你怎么在门厅。”
“我在等一个迟到三十七分钟的人。”
“我在楼上跟人谈事。”他摘下帽子，“谈完了，下来就看见你。”
“谈的是布莱斯。”
詹姆斯看了夏洛克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很完整——里面有惊讶、有评估，还有一点点“果然如此”的疲倦。
“菲茨莫里斯。”他说，“你也在。”
“我取文件。”夏洛克说，“顺便替一位小姐守了一刻钟的规矩。”
“你们两个都撒谎。”詹姆斯笑了。这句话他一个月前也说过，语气一模一样。
艾米丽笑了一下。
“哥哥，”她说，“他去年在剑桥也听见过你这句话。”
那天晚上，三个人在俱乐部附近的一间客栈吃了饭。菜是烤羊肉、牡蛎、一份甜布丁。詹姆斯坐在妹妹对面，说话时习惯性地把烛台往她那边挪一点，怕她眼睛被照到。夏洛克坐在侧面，看得很清楚：这对兄妹之间有一种很熟的东西，熟到连谎言都互相背得下来。
谈的内容很碎，也很实。
詹姆斯说，布莱斯告诉他，遗嘱第四页可能在一位爱丁堡旧货商手里，那人去年收过一批散纸。詹姆斯花了六个月确认这件事，代价是替托马斯·威尔逊在苏格兰办了一件不大但很脏的事——帮一个债主压一个欠债人。
“我不该做那件事。”詹姆斯说。
“你做了。”艾米丽说。
“我做了。”
“那你现在后悔，还是打算继续。”
“我打算继续。”詹姆斯说，“但我不打算再让你一个人去爱丁堡。”
“我一个人去了三次。”
“我知道。”他说，“所以我今天约你在这里，不是告诉你好消息，是告诉你坏消息：第四页可能被人先拿走了。”
“谁。”
“不知道。”詹姆斯说，“托马斯·威尔逊不肯说。他说要价五十英镑。”
“五十英镑买一个名字。”夏洛克说，“他不便宜。”
“他从来不便宜。”詹姆斯说，
夏洛克放下刀叉。
“埃尔芬斯通先生，”他说，“你听我说一句话，不算法律意见，只算一个读过程序的人的直觉：不要买那个名字。买名字的人，最后会连自己的名字一起卖掉。”
“那怎么办。”
“走程序。”夏洛克说，“遗嘱原本在爱丁堡，那就在苏格兰主张。苏格兰有苏格兰的规矩——你父亲读了三年，是因为他一直想同时在两个国家里解决一件事。不能。先在一边赢，再去另一边。”
“哪一边。”
“英格兰。”夏洛克说，“因为你要的不是那份纸，是那份纸带来的承认。承认在英格兰才有用。”
艾米丽看着他。
“你去年说：先找原本。”她说。
“我去年说的是找。”他说，“今年我说：找到了，别急着看内容，先看它有没有被证明过。一份没被证明的遗嘱，只是一张写了字的羊皮；一份被证明过的遗嘱，才是一把钥匙。”
詹姆斯沉默了很久。
“菲茨莫里斯，”他终于说，“你愿意替我们做这件事吗。不是现在，不是免费，也不是以律师的身份——你还没执业。我以私人的名义请你，付你钱。”
“多少钱。”
“一年一百英镑。”詹姆斯说，“加上路费。”
“我不去爱丁堡。”夏洛克说，“我在剑桥有课，在埃塞克斯有庄园，在伦敦有一个我还没跟任何人说清楚的孩子。”
“那你做什么。”
“我读纸。”夏洛克说，“你把所有抄本、所有账目、所有旧货商的收据寄给我。我读，我写意见，我告诉你哪一页该去爱丁堡找，哪一页该在伦敦烧掉。”
詹姆斯看向妹妹。艾米丽点头。
“成交。”她说。
六月二十八日，伦敦的一场茶话会。
请帖是詹姆斯递来的，写在一张很薄的纸上，字迹潦草：“周四下午四点，某夫人家，茶与音乐。带你的笔记。”
那间客厅在布鲁姆斯伯里，两层楼，窗帘是浅蓝的，桌上摆着银茶壶、三碟点心、一碟蜜饯橙皮。客人不多，十来个人：两位夫人、一位牧师、一位退休的东印度公司职员、两位年轻小姐，还有艾米丽。
夏洛克穿一身干净的黑衣，站在窗边，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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