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伦敦的春天在这一天忽然变得具体了。
不是日历上的春天,不是诗人笔下的春天——是实实在在的、能闻到能摸到的春天。霍尔本街区的梧桐树冒出了第一批嫩芽,芽尖带着一层细密的绒毛,在早晨的光线里泛着淡金色的光。街角的泥地被连日来的小雨泡软了,踩上去有一种陷下去的触感。空气里飘着烤面包的焦香、马粪的腥臊、还有远处泰晤士河方向传来的、带着咸味的潮湿气息。
夏洛克出门的时候比平时早了一些。今天是周日,没有庭审,没有约见,没有卷宗要整理。他原本打算去格雷律师学院的图书馆待一个上午,把那本关于苏格兰财产法的旧书翻完——既然四月要去爱丁堡,他至少得知道那边的法律框架和英格兰有什么不同。
但他走到霍尔本街口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墙根下站着一个人。
那人戴一顶旧棕色毡帽,帽檐被雨水泡得有些软塌,穿一件深灰色短外套,袖口磨得发亮,露出里面衬衫的边角——那衬衫洗过太多次,白已经不是白了,是一种介于灰和黄之间的颜色。他没有拄拐杖,没有拎包袱,两手空空地垂在身侧,站得很直。
不是那种刚从牢里出来的人通常会有的姿态。大多数人从纽盖特出来,都会下意识地佝偻着背,像还在躲那低矮的牢房屋顶。但彼得·阿什沃斯站得很直,像一棵被砍过一茬又重新长起来的树。
“律师。”彼得先开了口。
他的声音比一个月前低了一些,不是虚弱,是那种在安静的地方待久了之后,嗓子还没来得及适应外面的音量。
“彼得。”夏洛克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
两个人之间隔着大约三步的距离。街上已经有早起的行人和推车,但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两个——一个年轻律师和一个刚释放的银匠,在星期天的早晨街角相遇,这种事情在伦敦每天发生几百次,不值得任何人多看一眼。
“你出来得比我想的早。”夏洛克说。
“他们给我结算了伙食费。”彼得说,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扣了六先令。我说我无罪,他们说无罪也要扣。纽盖特的规矩,进去第一天就开始记账,不管你最后有没有罪,吃过的面包总要付钱。”
夏洛克笑了一下,没笑出声。他知道这不是笑话,但彼得用一种讲笑话的语气说了出来,他就配合着笑了一下。
“你接下来去哪儿?”
彼得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目光从夏洛克身上移开,看着街对面一家还没有开门的杂货铺的招牌,像在看一件需要仔细辨认的东西。
“不知道。”他说,“东区不能回了。工棚封着,工具还在里面,我拿不出来。帕克斯在那边盯着,我一回去他就知道。”
“你有亲戚吗?”
“有一个妹妹,在诺里奇。”彼得说,“她丈夫做锡器,日子紧,但容得下我。我去信问过,她回信说哥你来吧,多一个人多一双筷子。”
“我可以给你写一封荐书。”
“不用。”彼得摇头,摇得很干脆,“你写了我也不敢用。你的名字现在挂在报纸上——‘年轻的菲茨莫里斯律师为银匠洗冤’,今天早上我在面包房看到那张报纸了,头版第三条。我拿着你的信去求人,等于告诉人家我是那个案子的人。诺里奇的锡匠圈子不比伦敦大多少,话传得快。我不想让我妹夫为难。”
夏洛克没有再坚持。他知道彼得说得对。有时候帮人最好的方式,是不把自己的名字绑在对方身上。
他们并肩沿着霍尔本街往前走。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顺着人流的方向走。街上有卖水芹的推车过去,车轮碾过湿漉漉的石板,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卖水芹的女人扯着嗓子喊:“新鲜水芹——刚从肯特运来的——两便士一把——”声音尖锐而悠长,穿透了早晨的薄雾。
走了一段路之后,彼得忽然放慢了脚步。
“律师,”他说,“庭上你没提那片蜡的来路。我求过你。”
“我答应了。”
“现在案子结了。”彼得停下来,转过身看着他,“你可以问了。”
夏洛克也停下来。
街边有一棵老梧桐树,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树皮开裂成一块一块的鳞片状。他们站在树荫里,晨光透过新发的嫩叶在他们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夏洛克沉默了几秒钟。他不是在犹豫要不要问——他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他是在斟酌怎么问才能让彼得愿意答。
“我问你一句,”他说,“你答不答随你。”
彼得点了点头。
“把蜡交给你的人,左手食指是不是缺半截?”
彼得的脸在帽影里白了一下。
不是恐惧的那种白,是被人说中了某个不该被说中的秘密时的那种白——像你走在一条你以为只有你自己知道的路上,忽然发现前面有人站在路口等你。
“你怎么知道?”彼得的声音压低了一些。
“有人告诉我的。”
“谁?”
“我不知道。”夏洛克说,“那个人不肯留名字。只送来一张纸条,写了这句话。”
彼得把手插进口袋,摸了好一会儿。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动作很慢,像在找一个很小的东西。最后他摸出来了——一小片东西,捏在指间,没有摊开,没有递给夏洛克,只是捏着,像捏着一枚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花出去的硬币。
“这片蜡,”彼得说,“是去年十月送来的。”
他停下来,咽了一口唾沫。
“送的人没进工棚。站在门口,戴手套。秋天的傍晚,天色暗得早,我看不太清他的脸。他只站在门槛外面,没有跨进来。他说:‘照这个翻一副模,翻好了给你两英镑。’”
彼得说到这里,把捏在指间的那片东西翻了一下——不是蓝蜡,是一小截油纸,叠得整整齐齐,边角上有一道深蓝色的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染过。
“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苏格兰的东西,别多问。我说我不接来路不明的活。他说你欠我三英镑——去年秋天你替我翻过一只盘子的模,钱还没收。”
彼得的嘴角动了一下,像苦笑。
“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替他翻过一只盘子的模。那是一七六九年秋天的事,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年我妻子刚查出病来,我到处借钱抓药。那个盘子是普通的锡盘,没有什么特别的纹样,我翻了模,收了定金,但尾款一直没去收。他记着这笔账。”
“你收了。”
“我收了。”彼得说,“我那时候缺钱。我妻子刚走,孩子发烧要药。两英镑够买一个月的药。”
他把那截油纸重新包好,塞回口袋。
“蜡我交给了警探。马修斯看了一眼,说没用,扔进了废纸篓。我后来去找过,已经倒了。”
夏洛克静静地听完。他没有打断彼得,没有追问细节,只是让彼得自己把话说完。
“律师,”彼得说,“我告诉你的是这个:交蜡的人不是银匠。”
“你怎么知道?”
“他手指粗。指甲剪得平,不是银匠那种指甲——银匠天天碰酸液、碰碱水,指甲会发黄发脆,边缘不齐。他的指甲很干净,剪得整整齐齐,像写字的人的手。但不是左手食指缺半截,而是他小指缺半截——不是刀伤,刀伤整齐,他那截是撕掉的,像被什么东西咬掉的。”
“压床。”夏洛克说。
“什么?”
“印刷压床。”夏洛克说,“铅字排版工人在操作压床的时候,如果手指卡进压板和滑轨之间,会被挤断。那种伤不是切开的,是压碎的。伤口边缘不规则,愈合后会留下一截不整齐的残端。”
彼得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表情——像是佩服,又像是警惕。
“你知道的太多了,律师。”
“这是我的毛病。”夏洛克说。
他们又走了一段路。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教堂的钟声开始响了——圣安德烈教堂的钟,声音浑厚而缓慢,像一只巨大的手在敲击一面巨大的铜锣。
“彼得,”夏洛克说,“你妹妹那儿,如果不去,可以来找我。”
彼得摇了摇头。
“你不欠我。你把我从里面拉出来了,这就够了。”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着夏洛克。晨光从他的背后照过来,把他的脸罩在一片阴影里,只有帽檐下露出一双眼睛。
“剩下的事,你别再往下走。”
“为什么?”
彼得看了他很久。久到街上的钟声都停了,久到晨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移动了一个角度。
“因为往下走的那个人,不是银匠。”彼得说,声音很低,低到几乎被街上的噪音淹没,“银匠只碰银子。往下走的那个人,碰的是纸。”
他顿了顿。
“他的名字叫亨利·科马克。”
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巴罗在上午十点准时到达。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文件袋,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但表情是那种“我有东西要给你看”的表情。
“亨利·科马克。”巴罗把文件袋放在夏洛克的办公桌上,一边解开系绳一边说,“这个名字在伦敦查了五天,什么都查不到。没有房产登记,没有商业注册,没有法庭记录,没有教会登记。伦敦没有一个叫亨利·科马克的人留下过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
他从文件袋里抽出两张纸,放在桌上。
“但在爱丁堡查到了两笔。”
夏洛克接过第一张纸,快速扫了一眼。是一份租赁记录的抄件,字迹有些潦草,但关键信息清晰可辨。
“一七七〇年,他以这个名字在皇家大道附近租过一间临街库房。租期六个月,押金付现金。房东是一个做羊毛生意的寡妇,名叫玛格丽特·史密斯。她在租赁记录上注明:租客自称是‘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租金按月支付,从未拖欠。”
“库房用来做什么?”
“不清楚。”巴罗说,“史密斯太太说,租客很少在白天出现,通常是傍晚或夜间来。她有一次路过库房门口,闻到一股很浓的气味——不是香料,是酒精和草药混合的气味。她问租客在做什么,租客说是‘配制药品’。”
夏洛克把第一张纸放在一边,拿起第二张。
第二张纸是一份公证委托书的抄件。格式正式,有公证人的签名和印章,日期是一七六九年十一月。
“一七六九年,他在皇家大道四十七号的一家铺子里做过一次公证委托。委托事项是‘代为保管若干文书’。”
“四十七号。”夏洛克说。
巴罗点了点头。
“一家做旧纸与公证生意的铺子。店主姓威尔逊。”
夏洛克把外套内袋里那张名片抽出来,放在桌上,和那份抄件并排摆在一起。
米白色的名片,质地厚实,上面印着一行字:
亚历山大·格雷
——受托转达——
爱丁堡,皇家大道,47号
巴罗俯下身,仔细看了看那张名片。他没有伸手去碰,只是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像在观察一件需要保持距离的物证。
“亚历山大·格雷。”他念出来,声音低了下去,“先生,这不对。”
“哪里不对?”
“四十七号的店主叫亚历山大·威尔逊。不是格雷。威尔逊父子两代人在那条街上做了四十年的旧纸和公证生意。老亚历山大·威尔逊三年前把手艺交给了侄子,自己半退休。但不管是他还是他侄子,都不做‘受托转达’这一行。”
“什么意思?”
“公证人替人保管文书,是签自己名字的。”巴罗直起身来,看着夏洛克,“‘受托转达’这四个字,不是公证人的说法,是中间人的说法。公证人说‘托管’、‘寄存’、‘见证’。‘受托转达’是另一种人的用语——那种不留下自己名字、只负责把东西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的人。”
夏洛克把名片翻过来,又翻回去。米白色的纸面在上午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上面的字迹清晰、端正、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
“也就是说,这个人借用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名字和地址,好让名片看起来可查。”
“或者,”巴罗说,“他是真的,但他只是被推出来的那一张脸。四十七号确实是一家做旧纸和公证生意的铺子,这一点不难核实。但‘受托转达’这件事,可能和那家铺子没有关系——有人借了那块招牌,在下面做自己的生意。”
夏洛克把名片放在桌上,没有收回去。
“两种可能都指向同一件事。”他说,“四月十日,我要去。”
巴罗看着他,没有劝。他跟夏洛克合作了这么久,知道这个年轻律师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不会因为风险而改变主意。巴罗只是把文件袋里的剩余材料也拿了出来——几张额外的抄件,一份爱丁堡的地图,还有一封没有封口的信。
“这是我托爱丁堡的一位同行帮你查的。”巴罗说,“皇家大道四十七号周边的街巷分布,以及几家可靠的旅店。如果你一定要去,至少知道从哪里落脚。”
夏洛克接过地图,展开来扫了一眼。皇家大道从爱丁堡城堡一直延伸到荷里路德宫,四十七号位于中段偏下的位置,靠近一条叫做“修士巷”的岔路。地图上用铅笔标注了几家旅店的位置,最近的距四十七号不到五分钟的步行路程。
“巴罗。”
“嗯。”
“谢谢你。”
巴罗摆了摆手,走到门口。他握住门把手,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先生,哈灵顿先生昨天问我,你最近有没有往北边寄信。”
夏洛克的手指停在地图的边缘。
“你怎么答?”
“我说没有。”巴罗说,“我撒了谎。我不擅长这个。”
“下次别撒。”夏洛克说,“你就说:他寄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只负责投递。”
巴罗笑了一下,拉开门,走了。
那天下午,夏洛克去了布鲁姆斯伯里。
他没有提前通知。他通常会在去之前让本杰明带个口信,但今天他没有。他只是想走一走,想让自己的脑子从那些名字和日期和线索中暂时脱离出来,想让自己的脚带自己去一个不需要思考的地方——而他的脚选择了布鲁姆斯伯里。
墨绿色的大门照例没有关严。他推门进去,穿过门厅,来到后院。
春天在后院里留下了比上周更明显的痕迹。墙角的冬青旁边,有几株番红花冒出了紫色的花苞。石桌旁边的泥土被翻过,显然是最近有人动过。那盆叫“四月”的玫瑰还在原来的位置,但看起来和上周不一样了——它长出了第七片叶子。
艾米丽蹲在石桌旁,手上全是土。
她穿着一件旧连衣裙,外面套了一条粗布围裙,袖子卷到手肘以上,露出白皙的小臂。她的头发用一根蓝绸带松松地扎在脑后,有几缕垂下来,贴在脸颊上。她正在往一个更大的陶盆里移栽那株玫瑰,旁边放着一桶新土、一把小铲子和一壶水。
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看到是他,她没有站起来,只是用沾满土的手背撩了一下垂下来的头发,在额头上留下一道泥印。
“你来了。”
“我来了。”
他走过去,在她对面的石凳上坐下,看着她干活。
“它在原来的盆里挤了。”艾米丽一边往新盆里填土一边说,“根长满了,再不换盆就要憋死了。玛莎说玫瑰要在春天换盆,换完之后施一次肥,这一整年都会长得好。”
“玛莎还懂这个?”
“玛莎什么都懂。她只是不说。”
她把玫瑰苗从旧盆里小心地取出来,根部带着一团湿润的泥土。她把苗放进新盆中央,一手扶着茎秆,一手往四周填土,动作熟练而轻柔,像在做一件她做过很多次的事情。
夏洛克看着她。阳光照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勾勒出一道柔和的金边。她的睫毛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弧形的阴影,嘴唇微微抿着,专注得像在处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务。
“我要去爱丁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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