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罗洁离开之后，莱因哈特沉默了很多天。
不是消沉——格特鲁德认识他太久了，分得清消沉和积蓄力量之间的区别。
他不哭不闹不质问，甚至不再提起姐姐的名字。
他只是把所有的书都翻了出来，一本一本摊在厨房的桌子上，从放学回来读到深夜。
有时候格特鲁德半夜起来倒水，还能看见客厅角落里那盏灯亮着，他趴在桌上，面前摊着一本借来的帝国近代史，旁边是一张画满了箭头和标注的草纸。
她从来不催他去睡，只是把水壶放在灶台上温着。
有一天傍晚，格特鲁德从诊所回来，放下装器械的布袋，开始准备晚饭。
莱因哈特忽然出现在厨房门口。
他的金发比夏天时更长了一些，垂下来遮住了半边眉毛，但那双蓝眼睛从发丝间透出来的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亮——不是兴奋或者愤怒，而是一种被压缩到极致之后开始发热的笃定。
“我要进幼年军校。”
格特鲁德正在切菜，菜刀落在砧板上的节奏没有变：“你知道那是五年全封闭吧。”
“知道。”
“你知道那些贵族子弟会怎么对你吧。”
“知道。”
“那你还去？”
“去。”
格特鲁德把切好的菜拨进盘子里：“行。那你去。”
她答应得这么快，倒是莱因哈特沉默了几秒，大概准备好的一肚子说辞无处可去。
格特鲁德没有回头，继续处理下一颗菜。
她知道他会问。
他在安妮罗杰走后的每一天都在为这个问题做准备，而她只是在他开口之前就已经想好了答案。
格特鲁德去诊所帮工是将近三年前开始的。最初只是打扫器皿、整理药柜，后来老医师发现她认得药名、看得懂处方，便让她在配药室帮忙。
再后来，大约是去年冬天，诊所接了一个被机器绞伤手臂的工人，老医师忙不过来，让她过来搭手。
格特鲁德戴上手套，清创、止血、缝合——动作不快，但每一步都极其到位。
老医师在旁边看了全程，结束后沉默了片刻，问她从哪学的，她说旧书上看来的。
老医师没有追问。
在这个行业里，天赋加勤勉的组合往往比师承更可靠。
从那以后，她开始独立处理一些基础外伤。不做诊断，不开处方，只是清创、缝合、包扎和术后观察。
老医师偶尔会让她旁观较复杂的手术，在帝国医师不愿把经验外传的氛围里，他的沉默等于默许——她把它看作一种不用语言建立起来的信任。
这天傍晚，老医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叫住格特鲁德。
“你听说了吗，”他一边洗着手，一边说：“幼年军校今年在扩招。不光是招学员，后勤医疗也在补人。帝国军医机构那边在招募助理医官——不需要医师执照，进去之后统一培训，表现好可以推荐参加正式的军医考核。”
格特鲁德正在整理器械托盘。她的手没有停。
“待遇呢？”
“管住宿。助理津贴按军衔发放，初始是准尉级，比在我这儿打杂强。”老医师关上水龙头，拿毛巾擦了擦手：“他们需要有外伤处理经验的人——你有。”
格特鲁德把最后一枚消毒钳摆进托盘，扣上盖子。
助理医官——这意味着进入帝国军事医疗体系的最底层。
但这个“最底层”恰恰是她需要的。
军医机构有她接触不到的设备和标准病历，有她需要验证的临床数据，还有她在私人诊所永远见不到的战创伤案例，而她手里已经攒了将近两年的清创缝合记录，足够证明“熟练”两个字。
她说：“我去。”
老医师看了她一眼，眼里没有意外：“就知道你会去。不过你才多大年纪，军校虽说是招募助理，进去之后多半还是要从头考核一遍。你对自己有信心就行。”
“有。”
老医师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他认识她快三年了，知道这个女孩说“有”的时候不是逞强。
幼年军校入学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格特鲁德往莱因哈特的行李袋里塞了几样东西。
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衬衫，质地结实。
一台装满数据的智能终端——那是她找伊莎贝拉要来的贵族圈子姻亲关系图谱，属于隐形知识，幼年军校大概没人愿意给莱因哈特传授这些。
一小瓶深色玻璃瓶装的无色液体。
莱因哈特把小瓶子拿起来，对着灯光看了看：“这是什么？”
“通用消毒剂。自己配的。”格特鲁德把瓶塞拧紧了又松开，确认密封：“毕竟死于感染的比死于枪炮的多。”
莱因哈特把瓶子放回行李袋，动作很轻，和十年前把她的手指攥在手心里的婴儿动作毫无相似之处，但那份沉默的信任是完全一样的。
有人敲门。
格特鲁德去开门，门外站着吉尔菲艾斯。
他也拎着一只行李袋，棕红色的头发整整齐齐梳过，难得没有翘起来。
他走进厨房的时候自动走到了餐桌靠墙的那个位置——他几乎每天站在那里，已经不需要思考了，然后他安静地把格特鲁德准备的另一摞东西码进行李袋，动作熟练得像在自己家。
莱因哈特站在厨房正中间。
他穿着一件洗得笔挺的旧衬衫，脊背挺得很直，行李袋已经装好了，放在脚边。
但格特鲁德注意到他的眼眶是红的——没有泪，只是眼眶边缘泛着一层薄薄的红。那圈红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更亮，像一块被加热到临界点之前开始泛光的金属。
他说：“我会拿到权力。我会把姐姐救出来。”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稳，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没人教他，但他完全理解了夺走姐姐的人倚仗的究竟是什么。
而且，他说的是“拿到”，不是“得到”。
吉尔菲艾斯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格特鲁德看着这两个十岁的孩子——一个金发，一个红发。
他们穿着旧衬衫，拎着简陋的行李袋，站在平民区一栋老楼的厨房里。
她伸出手，摸了摸莱因哈特的头——像他婴儿时期那样。
“行了，”她把行李袋递给莱因哈特，“走吧，军校不等迟到的人。”
莱因哈特接过行李袋，看了她一眼，然后他转身走向门口，没有回头。
吉尔菲艾斯跟在他身后，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厨房里那把空着的椅子——那是安妮罗杰平时坐的那把，自从她走后就没有人再坐过。
然后门关上了。
格特鲁德站在厨房里，听着两双脚步声在楼梯上渐渐远去。
然后她开始洗杯子。
灶台上搁着四只杯子——安妮罗杰的那只被她收起来了，现在只剩三只。
她洗好一只，倒扣在沥水架上；再洗一只，再倒扣；第三只的时候水流声哗哗地响着，她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
她把最后一只杯子倒扣在沥水架上，三只杯子排成一排。
现在只剩她一个人了。
一个人不需要不需要半夜起来看谁趴在桌上睡着，不需要在有人问“姐姐，以后怎么办”的时候给出一个简短而笃定的回答。
往后站——给前面的两个人留出空间。
从今天起，她不再是挡在莱因哈特前面的人。
她是站在后面的人。
军医机构的招募并没有那么顺利。
申请表交上去之后是漫长的等待，格特鲁德继续每天去诊所上班，在晚上对着那台二手终端啃这些年四处搜罗的医学文献，在灶台边一个人吃饭。
叔父始终躲着不与她见面，只是每天喝更多的酒——她并不阻止他喝酒，甚至会给他预留基本生活费，至于那点钱只能够他买劣等酒——她可以帮他联系疗养院。
考核通知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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