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按照甲方要求，并结合我对项目整体成本的控制，妆造师原本只安排了三天。可第四天清晨，我还是在仅剩的两个汉服摊位前，看见了妆造师忙碌的身影。
我随即向徐总询问情况，这才得知，是肖总明确要求继续安排妆造师，让她们一直跟到活动结束，而由此产生的费用，自然计入项目成本。
我情绪有些激动，当即在有肖总和倪总的三人群里发消息质问：“肖总，请问妆造师是你安排的吗？”
消息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我在活动现场也没有找到肖总的人。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发问：“我好歹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这样擅自增加项目成本，是否应该提前和我沟通一下？”
这一次，我依然没有等到肖总的解释，却先接到了倪总的电话。
他说：“肖总说妆造师不是他安排的，是活动公司徐总那边安排的，你再去了解一下。”
我只好再次拨通徐总的电话。这一次，他的语气里既有愤怒，也有无奈。一方面，他非常明确地强调，妆造师确实是肖总亲自出面要求的，当时还有其他同事在场，可以作证。另一方面，他也清楚这件事已经很难再说清楚了，最后说道：“算了算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人比事更难做。”
最终，徐总被迫承担了两名妆造师第四天的全部费用。
11
真正让我难以忍受的，其实并不是妆造师事件，而是盒饭。
那天下午，我让小菲和小凡按照工作盒饭群里的报备情况，提前准备好了盒饭。到分发时间，我对照清单，给倪总打了电话，准备安排人给他送两份盒饭。
电话接通后，他却告诉我，他和肖总都不在活动现场，让我把盒饭送到他女朋友和肖总爱人那里。
那一瞬间，我的情绪突然失去了控制。
我甚至顾不上语气是否合适，只是脱口而出：“倪总，我们这边是不包含摊主盒饭的。如果要包，那三十个摊主的盒饭都要一起包，只报这两个，甲方那边我没法报账。”
我生气不全是报账问题。倪总那头明显顿了一下。
“你是说我舍不得这两个盒饭钱吗？”他的声音一下子拔高，“我就算把她们两个直接带到食堂去吃，甲方也不会说什么！”
话音刚落，他便挂断了电话。这简直不可理喻。
我站在原地，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继续这件事。
这场活动耗费了我太多精力。连续熬夜、长时间的高压，让我原本一直不错的身体状态迅速下滑。几年没有进过医院的人，最终还是病倒了。
开幕式结束后，我立刻请了三天病假。说是病假，其实更多是远程协调——现场的流程已经固定，能安排的事情基本都安排好了。
就在这期间，我从小菲那里得知，局长临时要求追加了一场演绎接待另一批领导。
由于我请假不在，倪总便让肖总全权负责这件事。具体执行过程我并不清楚，只知道那一场临时加演的效果比开幕式还要糟糕，连音响都出了问题，现场几乎失控，局长更是当场发火。
听到这些，我甚是无奈。
那原本是一个补救开幕式的机会。如果换作是我，哪怕多花一些成本，也愿意重新调整方案，尽力给出一场体面的演出。
12
活动一共持续了十天。休息三天后，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按照现场安排，每天早上八点要给志愿者做培训。为了赶上时间，我通常清晨六点出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有一天早上稍微耽误了一些。
工作群里弹出一条消息，甲方的一名工作人员徐静@我：“你人呢？怎么还没到？你不知道早上八点要给志愿者培训吗？怎么现在还没看见你人。”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些发紧。大病初愈便立刻回到现场加班，难免生出几分委屈，也没太注意措辞，直接回怼道：“不好意思，在我们的合同里，好像并没有哪一条规定我必须每天早上八点到景区为志愿者做培训。”
群里随即安静下来。
志愿者是甲方自行招募的，按理培训也应由他们自行负责。更何况在活动开始前，我已经按照甲方要求，在大课堂里为所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过一次完整的统一培训。
尽管如此，之后的几天，我还是尽量每天按时赶到现场，协助他们做志愿者培训。
活动接近尾声时，我作为项目负责人，与活动执行部门的同事杨子一起，配合甲方工作组在现场做验收。徐静也在场，正和其他同事说笑。
验收进行到一半，倪总忽然给我打来电话。
“你在现场发脾气啊？”
我愣了一下，“发什么脾气？什么意思？”
“有人投诉你，说你在现场发脾气，不配合他们做验收。”
听到“投诉”两个字，我下意识地看向不远处的徐静，她正和同事打闹，看起来心情不错。
“并没有。”我平静地说。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算了，你也别在那做验收了，我让肖总过去，你回来吧。”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只觉得一阵说不出的无力。
挂断电话后，杨子小声告诉我，肖总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忍不住问杨子：“我刚刚有发脾气吗？”
他一脸茫然：“没有啊？不是一直在正常做验收吗？”
“有人投诉我，说我当场发飙，不配合做验收。”
他苦笑了一下：“这不明摆着有人想搞事情。”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接话。
13
活动结束后，我被倪总叫到办公室。
谈话一开始，他便对我一番数落。主要针对我在工作群里当众回应甲方工作人员一事，认为我公然“顶撞”甲方，犯了职场大忌。随后，又将话锋转向我的组员，说小菲和小凡在整个项目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完全没有为我分担压力。
一个上百万的项目，持续十天之久，需要处理的事务何止成百上千。小菲和小凡一个负责对接设计与执行，一个负责线上宣发，拿着试用期并不高的薪资，却几乎每天和我一起加班，很多细碎却关键的工作，都是她们在支撑。
尤其是国庆期间，活动现场需要同事值班。小菲和小凡在家只待了三天便赶到会场协助。即便谈不上什么功劳，苦劳也是有的。
我说的这些，对倪总而言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指责仍在继续，我只觉得身体里那股刚刚缓过来的疲惫再次翻涌上来。替自己感到委屈，也替她们感到不值。
我没能控制住情绪，眼泪掉了下来，语气也有些失控：“不是。不是她们没有能力，是我没有把她们带好。”
倪总几乎没有犹豫，立刻接住了这句话，语气变得异常冷静而笃定：“这是你自己说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也没必要再留她们了。”
我一时无言。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早已布置好的局。无论如何回应，结论似乎都已经在那里等着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但倪总并没有停下来。
“你这么情绪化，我怎么把重要的项目交给你？”他说。
这句话让我难以接受，反驳道：“公司交给我的项目，我都已经按要求完成，也给公司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我觉得我的能力没有问题，你这样的质疑并不合理。”
“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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