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季结束以后，米兰内洛一天比一天空。
世界杯就在眼前了。马尔蒂尼、加图索、因扎吉要去意大利国家队报到，鲁伊·科斯塔要回葡萄牙，罗克·儒尼奥尔要跟巴西队去亚洲。更衣室里到有人在打电话订机票，有人在跟家里人商量谁去机场送，有人对着储物柜发呆，想着下次打开它是什么时候。
埃利亚不用去任何地方。他把自己的储物柜收拾得整整齐齐，训练服叠好，球鞋擦干净摆在最下面。六周之后他要考毕业会考，这个夏天他打算待在家里看书，偶尔开车去山里走走。
皮尔洛的旅行包摊在他旁边的长凳上。这个年轻的中场是被叫去U21的，过几天就要动身去瑞士踢欧洲青年锦标赛。他往箱子里塞东西的样子跟他踢球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一点都不讲究，训练服揉成一团就扔进去，鞋子东一只西一只，看得埃利亚直皱眉头。塞到一半，皮尔洛抬起头，用他那种总像没睡醒的眼神看了看埃利亚身边空荡荡的长凳，问：“你不去吗？”
“去哪儿？”
“U21啊。”皮尔洛说，“你踢了一整个赛季，没被叫吗？”
“我不是意大利人。”埃利亚说。
皮尔洛眨了眨眼，很出乎意料的样子，问：“那你是哪儿人？”
埃利亚把储物柜的门关上，咔哒一声，往旁边瞥了一眼。舍甫琴科就在不远处，低着头，拿毛巾擦着头发。
“爱沙尼亚人。”他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哦。”皮尔洛点点头，似乎完全接受了这个答案，低下头接着往箱子里塞衣服，塞了两下，又问，“爱沙尼亚在哪儿？”
“北边。”埃利亚说，“很冷。”
“哦。”皮尔洛又点点头，不再问了。
站在两米开外的舍甫琴科，手里拿着一条毛巾，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不是立陶宛吗？他记得清清楚楚。去年夏天，这孩子唱完那首歌，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我是立陶宛人。现在，他是爱沙尼亚人了。
舍甫琴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皮尔洛已经拉上了旅行包的拉链，跟大家挨个道别，走了。埃利亚背起包，也准备走，经过舍甫琴科身边的时候，冲他点了点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小隼。”舍甫琴科叫住了他，用的是意大利语，“下午有空吗？”
埃利亚停下脚步。
“陪我走走吧。”乌克兰人说，“就在这附近。”
米兰内洛的训练场后面有一片小树林，松树和桦树混着长，中间有一条铺着碎石的小路，平时很少有人去。五月的下午，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出一块一块晃动的光斑。林子里很安静，只有鸟叫，还有他们两个人踩在碎石上的脚步声。
舍甫琴科走在前面，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走得不紧不慢。埃利亚跟在他身后半步的地方。两个人走了大概有十分钟，舍甫琴科在一棵白桦树底下停了下来。他伸手摸了摸那棵树的树皮，白色的，上面有一道一道黑色的横纹，像是被人用炭笔画上去的。
“我们那边，这种树很多。”他用俄语说，“基辅郊外，到处都是。小时候我在树林里踢球，球门就是两棵白桦树。”
埃利亚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棵树。
“我九岁那年，”舍甫琴科说，还是俄语，说得很慢，好像特意要让他听懂每一个字，“因为出了事，全家撤离，坐了很久很久的车，去了海边。我那时候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不能回家了，大人们都在哭。后来回去了，可是有些地方，再也不能去了。”
他转过头，看着埃利亚。
“我不是要逼你说什么。”他说，“你想说从哪里来都可以，明天你说你是格鲁吉亚人，我就去跟卡哈说，他多了一个老乡。”他顿了顿，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
林子里很静。一只鸟从头顶的枝桠上飞走了，扑棱扑棱的，几片树叶晃晃悠悠地落下来。
埃利亚低着头，看着脚下的碎石，看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说的还是意大利语。
“我出生在莱格尼察。”他说得很慢，一句一句的，中间常常停下来，像是在一个很久没进去过的房间里摸着黑找东西。“在波兰，下西里西亚。那时候那里驻扎着军队，司令部就在城里。我父亲是个军官。他是库尔斯克人，叫康斯坦丁。”他顿了一下，“我的名字其实是伊利亚。伊利亚·康斯坦丁诺维奇·索科洛夫。修女们念不顺，才叫我埃利亚。”
“我母亲是西里西亚人。她家以前是贵族。很早以前了，战前的事。她家有头衔、庄园、大片的田产。但是到她这一代，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几件首饰，一本相册。她小时候常常给我讲那些故事。我还以为是真的，以后总有一天能去看看。后来才知道，那些地方早就是别人的了。”
“一个苏联军官娶了一个落魄贵族家的女儿，”他说，“在莱格尼察，两边都不觉得光彩。可是他们还是结婚了，后来就有了我。”
他沿着小路往前走了几步，舍甫琴科跟在他身边。
“我八岁那年。”埃利亚说，“应该是冬天，父亲回到家，一句话都不说，坐在厨房里喝酒。我母亲在里屋哭。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父亲的部队要撤走了，要回去。可是他不想回去。他说库尔斯克已经没有他的家了，回去也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往西走。先是德国，后来到了意大利。”他停了停，“那几年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我父亲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在工地上干过，在仓库里干过，后来就开始一直喝酒。”
“下一年冬天，他早上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一点起伏，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母亲一个人养不起我。”他说，“我十岁那年，社工把我送进了城东一家修女办的福利院。母亲一开始常来看我，带橘子，带巧克力，后来就渐渐少了。再后来，就只有圣诞节寄一张贺卡。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她了。”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走到小路的尽头，那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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