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早，林秋实是被公鸡叫醒的。
县城的公鸡比村里的懒，也叫得没那么勤。她睁开眼，愣了一瞬，才想起自己睡在东风旅社的小屋里。窗纸上糊的报纸被晨光映得发黄，外面有人拉长了嗓子吆喝：“豆浆——热乎的豆浆——”
她躺了一会儿，坐起来，把油纸包重新贴身藏好，出门。
柜台上的胖婶正在数钱，抬头看见她：“哟，起这么早？街上早饭摊子刚支起来，你先去吃口热的，回头我带你去问活。”
“婶子，”林秋实说，“你告诉我哪几家要人，我自己去问就行，不耽误你忙。”
胖婶看了她一眼，倒也痛快：“街口那家杂货铺缺个写账的，东头饭馆缺个跑堂的，就是工钱低，管顿午饭。还有西街张记布店，说要个站柜台的，那家老板挑，要识字的姑娘。”
“多谢婶子。”
林秋实出了旅社，先在街边花了一毛钱，买了两根油条，就着热豆浆吃了。这顿饭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细细地咽。前世她忙了一辈子，从没好好吃过一顿早饭，总是一边扒拉一边赶着干活的。
她揣着剩下三十多块钱，朝街口走去。
杂货铺的老板是个精瘦的男人，正蹲在门口吸烟。听她说要找活，上下打量她一眼：“哪儿来的？”
“云水县郊的。”
“县郊的？有户口本没有？有介绍信没有？”
林秋实一愣：“没有。”
“没户口本、没介绍信，我哪敢用你？万一你是个流窜的，出了事算谁的？”老板摆摆手，“走吧走吧，乡下来的姑娘，回去种地得了，城里没你的活。”
林秋实没争辩，转身走了。
东头饭馆的跑堂活，老板娘倒是有意，可一听她没介绍信，也犯了难：“姑娘，不是婶子不收你，是这规矩，上头查得紧。你要是有个熟人作保，我还能留你，这没保人，婶子担不起。”
第三家是西街的张记布店。张老板倒是和气，听她识字，让她写了几个字看看，点了点头：“字倒不错。你一个月要多少工钱？”
林秋实想了想：“张老板看着给。”
“那行，管吃，一个月给八块。不过丑话说前头，头一个月是学徒，没工钱，只管饭。”
八块钱，一个月。还压一个月学徒。
林秋实心里算了一笔账：她一天吃饭省着也得三四毛，一个月光吃饭就要十来块。八块钱的工钱，别说攒钱，连饭钱都填不上，更别提她那张“新时间表”了——照这么挣，她得在城里饿死。
她没立刻应。
前世她就是给这些账算怕了的人。她记得有一年冬天，丈夫出车回来，说是工钱被老板扣了三成，家里连锅都揭不开。她那年去借了五块钱，跑遍半个村子，才凑齐弟弟的学费。从那时候起她就知道，给人干活，永远挣不出头。
张老板见她犹豫，有些不耐烦：“嫌低？嫌低你去别家看看，云水县就这么大，识字的姑娘多的是。”
林秋实忽然笑了笑：“张老板，我回去想想，回头给您信儿。”
她转身走了。
张老板在她身后哼了一声，大概觉得这乡下姑娘不识抬举。
林秋实没回头。
她沿着街慢慢走，脑子飞快转着。
县城里的活计，条条都卡着规矩：要户口，要介绍信，要保人，要压工钱。她一个没根没底的农村姑娘，在这儿给人打工，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前世她就是给人打工的命，给家里打工，给丈夫打工，给弟弟打工，打了二十年，落得一身病，连买橘子的钱都要央求人。
这一世，她不想再给人打工了。
她走到十字路口，站住，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正是上午，街上热闹起来。供销社门口排着队，等买凭票供应的紧俏货。街两边支着不少摊子，卖菜的，卖鸡蛋的，卖手工鞋垫的，卖糖葫芦的。有个修鞋匠，坐在街角，脚边一堆破鞋，手里锥子上下翻飞，跟前等着好几个客。
林秋实看得心里发亮。
她前世也是从这些摆摊的人手里买过东西的。她记得有一回，一个卖鸡蛋的婶子跟她说：“秋实，你要是闲着，也攒点鸡蛋来城里卖，一天能挣好几毛呢。”她当时听了，笑笑，没往心里去——她那时候一心扑在家里，哪有那个胆子。可她还记得那婶子数钱的样子，一枚一枚，数得眼睛发光，那是她这辈子见过最实在的活法。
可现在，她也有了那个胆子。
她忽然明白过来——这城里最不缺的，是买东西的人。供销社的东西要票，限量，买不着；可街上这些摊子，不要票，给钱就卖。那些摆摊的人，一个个看着灰头土脸，可眼睛都亮着，那是在数钱数出来的亮。
她正想着，眼角又瞥见了那家裁缝铺。
还是那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还是那台哒哒响的缝纫机。只是今天铺子门口多了两个人，一个年轻媳妇抱着布，一个老太太在挑扣子。那女人一边踩着机器，一边招呼客人，嘴里利索得很：“嫂子你这块布做件褂子正好，省得糟蹋料子。大娘你挑这排扣子，结实，不褪色。”
生意红火。
林秋实的脚不自觉地走了过去。
她没敢上前，就在铺子对面站着，看那女人量布、裁布、下剪子。那一双手，又稳又快，一块布在她手里翻两翻，就剪出个大概的形。她想起自己前世做衣裳，也有这么一手，只是从来没想过，这手本事能换来钱。
正看着，那女人忽然抬起头，目光直直地朝她扫过来：“姑娘，你站那儿半天了，买布还是做衣裳？”
林秋实被逮个正着，脸一热：“我……我不买布，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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