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方的弹劾奏折在三天后递了上去。
《劾织造局总管太监黄锦贪墨虐民疏》。裴铮看过底稿。赵方的奏折和他的人一样，骨多肉少，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剔骨刀，从黄锦的罪名里把最要命的骨头一根一根剔出来。第一条：侵吞织造局工价银，三年共计十七万两。第二条：诬陷织户沈三山，夺其织机图样，致沈三山含冤而死。第三条：私设刑狱，虐杀上告织户周阿妹之子，致周阿妹死于都察院门前。第四条：勾结江南地方官员，在赈灾粮中掺沙倒卖，牟利数十万两。
四条罪名，每一条都附有证据。沈三山的图纸、周阿妹的状纸、万盛号粮铺的进货账册、织造局工价银的发放记录——裴铮把他在卷宗里能找到的每一张纸都附在了赵方的奏折后面。
奏折递上去的头两天，女帝留中不发。
第三天，女帝在早朝上把奏折发了下来。批了一个字：查。三司会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各派一人，组成专案组，彻查黄锦案。
刑部派的是一名叫周廷美的郎中。四十余岁，在刑部待了十五年，办过两淮盐案、山东藩库案。裴铮看过他的履历，干干净净，既不在慕容渊的名单上，也不在任何派系的名单上。一个纯粹的、只办案的技术官僚。大理寺派的是右寺丞何良，五十出头，头发花白，说话慢吞吞的，但每句话都咬得很准。都察院派的，是赵方自己。
专案组设在刑部后街的一处偏院里，远离六部衙门，门口连块匾额都没有。裴铮第一次去的时候差点走过了——院门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进去之后是一个天井，青砖铺地，砖缝里长着青苔。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周廷美占了西厢，把卷宗铺了满桌满椅满窗台。何良占了东厢，只带了一个书吏，案上永远只有三件东西：一盏茶、一方砚、一份正在看的卷宗。赵方坐正屋，把都察院的牌子挂在门框上，牌子被风吹得轻轻晃动。
裴铮没有正式的名分。他以宰相的身份“过问此案”。大周没有宰相过问具体案件的先例，但也没有禁止宰相过问具体案件的规矩。裴铮利用了这种模糊。他每天下朝后到专案组来，有时候待一个时辰，有时候待到深夜。周廷美一开始对他客气而疏远，何良对他客气而沉默。赵方不跟他客气，直接把最难啃的账目丢给他。
“你是状元底子。算账。”
裴铮算了三天。织造局的账册堆起来有半人高，从承天元年开始记，一直记到承天三年九月。账面上每一笔进出都记得清清楚楚，工价银、料价银、运费、火耗、折色、本色——每一项都合乎规矩。太合乎规矩了。每一笔支出都能找到对应的批文，每一笔收入都能对上户部的拨银记录。账面是平的。
但裴铮知道账面是平的不代表没问题。他在现代学历史的时候读过明代织造局的档案，知道这种“完美”的账册是怎么做出来的。真正的贪墨不会出现在正账里，它会藏在正账和实物之间的缝隙里。账面上一匹绸缎折银二两，实际用的料子只值一两五钱，那五钱银子就流进了这个缝隙。账面上一百名织户领工价，实际只有八十人在干活，二十个空额吃空饷，那二十份工价也流进了缝隙。每一道缝隙都很细，细到一个御史如果只看账册根本看不出问题。但一百道缝隙加起来，就是一条河。
裴铮用了三天时间找到了第一条缝隙。织造局每年采购生丝的账目里，供应商只有一家——苏州府“永丰号”。永丰号的东家叫黄德发。黄德发是谁？裴铮查了苏州府的商户登记。黄德发，苏州府吴县人，承天元年注册永丰号，注册资金五千两。保人一栏写着两个字：黄锦。
黄锦的侄儿。
裴铮继续查。永丰号供应给织造局的生丝，账面价格是每担十二两。同期苏州府生丝的市价是每担八两。那四两差价去了哪里？
他又翻了三天账册，找到了答案。差价分成了三份。一份回到织造局的“小金库”，用于打点上下；一份流入了扬州万盛号的账户——就是那个在江南案中倒卖赈灾粮的万盛号；最后一份，汇入了京城一家叫“宝祥号”的钱庄。宝祥号的东家是谁？裴铮查不出来。这家钱庄的股东名单是一层套一层的空壳，最外层的股东是一个已经死了三年的人。
裴铮把查账的结果写成了一份节略，放在赵方的案头。赵方看完，只说了两个字：宝祥号。
专案组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周廷美汇报刑讯进展——黄锦被收押后一直在喊冤，说他是“奉旨办差”，说织造局的每一笔账都经过内廷审核。何良汇报大理寺的取证进展——他们提审了苏州府、扬州府涉案的官员，供词开始互相印证，指向同一个方向：黄锦确实不是最终拍板的人。他只是执行者。
“执行谁的命令？”赵方问。
何良沉默了一会儿，说出一个词。内廷批文。
大周的内廷有自己的文书系统。皇帝的旨意叫“圣旨”，司礼监代皇帝批答奏折的意见叫“批红”，内廷各监之间往来的公文叫“内移会”。织造局的每一笔大额支出，都要有司礼监的内移会作为依据。何良从织造局的档案里找到了一沓内移会，上面盖着司礼监的印章。印是真的。裴铮见过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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