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那年，庄园的草坪刚换过。
那是从荷兰空运来的顶级草皮，连缝隙都被工匠用尺子量过，严丝合缝地铺上去。佣人们穿着统一的制服，低着头弯着腰，连呼吸都刻意放得很轻。因为母亲不喜欢吵闹，在陆家，任何失控的情绪都是不被允许的。
在这个家族里，血缘从来不是维系感情的纽带，而是分配利益的筹码。
大哥和我同父异母。他的生母是个连名字都不配被记入族谱的女人。当年父亲在外面有了他，母亲知道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甚至没有像其他豪门阔太那样大吵大闹。她只是极其平静地让人把大哥接了回来，像家里多添置了一件摆设一样随意。对她来说，外面的女人不过是父亲泄欲的工具，生下孩子，给口饭吃饿不死就行。这种绝对的理智，让大哥从小就活得像条阴暗里的毒蛇，阴郁又懂得明哲保身。
而姐姐，和我同母异父。
她是母亲带着改嫁进陆家的。可讽刺的是，母亲对那个身上没有陆家血脉的姐姐，却倾注了所有的偏爱。母亲看她的眼神，永远比看我和大哥要柔和得多。我后来才隐约猜到，姐姐是母亲和她真正爱过的男人的结晶。而墙上那张黑白照片里的父亲，大概只是母亲为了吞并陆家商业版图，而不得不委身的一座桥梁。至于我，我算什么？我大概是母亲在极其理智的权衡下，生下来应付陆家继承权的一个意外。
所以在这个家里，我才是那个最多余的存在。
那天，姐姐就是从铺着红地毯的旋转楼梯上走下来的。她那年十六岁，穿着刚空运来的Dior高定裙子，手里端着一杯厨房刚榨好的鲜橙汁。
玻璃杯剔透，橙汁在阳光下泛着漂亮的光泽。她走到我面前，步子停得恰到好处，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然后，她手腕微微倾斜。
橙汁很冰。那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温度。顺着头发流进领子里，黏糊糊的，带着甜腻的窒息感。我站在那里，白色的纯棉连衣裙瞬间被毁了一半，布料黏在皮肤上，冷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妈妈说你今天要罚跪。”姐姐看着我，语气轻柔得像是在和我讨论天气，“因为你打碎了她的花瓶。”
“我没有。”我仰起头，死死盯着她的眼睛。我知道我没有。那个花瓶是她自己碰倒的。
“我知道。”姐姐笑了，嘴角的弧度完美得无可挑剔。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满是橙汁的脸颊，“但妈妈说是你。所以，就是你。”
她没有再多看我一眼，转身走了。高跟鞋踩在昂贵的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如同审判般的回音。
我站在原地，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在那样的家族里，眼泪是最廉价的废料，换不来同情，只会换来一句“懦弱”。我数着顺着下巴滴落在裙子上的橙汁，滴了一滴，两滴，三滴……一共七滴，砸在光洁的砖面上，碎成一片水渍。
哥哥从书房出来，手里拿着一份英文财报。他经过我身边时，脚步甚至没有停顿。他只是用余光扫了一眼我狼狈的样子，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什么都没说，也走了。
在这个庄园里，明哲保身，是所有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很快，佣人走过来，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用极其抱歉却不容抗拒的声音说：“三小姐，夫人请您去地下室。”
我被带到了庄园的最底层。那是平日里存放旧物和酒窖的地方，常年不见阳光，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佣人把我带到一个角落，那里放着一块塑料搓衣板，上面满是尖锐的凸起。
“三小姐，请吧。”佣人退了出去，厚重的木门被关上，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光。
我深吸了一口气，双膝一弯，重重地跪了上去。
“嘶——”我听到自己发出了一声极其压抑的抽气声。搓衣板的棱角像刀尖一样，瞬间硌进膝盖的骨缝里。那种钻心的疼，让我浑身的肌肉都在瞬间紧绷到了极点。我咬紧牙关，没让自己叫出声。
可是，一个六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在一个满是棱角的塑料搓衣板上跪得住？
刚开始的几分钟，尖锐的凸起直接硌进膝盖骨里，我的双腿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开始不受控制地打摆子。身体因为重心不稳而微微摇晃，每晃一下，自身的重量就带着更大的力道往膝盖上压去，痛得我浑身直冒冷汗。
我死死咬住下唇，嘴里很快就尝到了浓烈的铁锈味。我甚至不敢用手去撑地，因为那会被佣人视作“偷懒”。我只能把双手死死攥成拳头，指甲嵌进掌心，试图用掌心的刺痛去分散一点点膝盖上的折磨。
为了熬过这股几乎要把人逼疯的疼，我开始拼命数着时间，盯着地下室天花板上那些斑驳的裂缝。
一条，两条，三条……
每数一条，我的身体就会不受控制地往下沉一分。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拿着粗粝的砂纸，在我的膝盖上反复疯狂地打磨。原本的刺痛渐渐变成了一种火辣辣的、钝刀割肉般的碾压。冷汗混合着眼泪，糊在眼睛上，蜇得生疼，但我连伸手擦一下的力气都不敢用。
数到三十七条的时候，我的双膝已经彻底麻木了，甚至感觉不到下半身的存在。但那种疼并没有消失，它像是钻进了骨头里，变成了一种沉闷的、即将被碾碎的钝痛。我盯着第三十八条裂缝，眼泪终于还是不受控制地砸在了满是灰尘的地板上。但在心底，有一个极冷的声音在对自己说：陆黎，记住这种疼。记住，因为你不强，所以谁都可以踩你一脚。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开了。外面的光线漏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母亲走了进来。她穿着那身标志性的黑色套装，剪裁得体，头发一丝不乱地盘在脑后。她的眼神永远那么平静，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她手里拿着一块湿毛巾，走到我面前，蹲了下来，把毛巾按在我惨不忍睹的膝盖上。很轻。
“知道为什么罚你吗？”她问。
“因为我打碎了花瓶。”我的声音在发抖。
“不对。”母亲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冰冷的失望，“因为你不够强。你姐姐陷害你，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哥哥旁观，你没有办法让他帮你。你不够强。所以你要受罚。”
她站起来，把毛巾留在了我的膝盖上。
“跪到明天早上。不许吃饭。”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陆黎，记住，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只相信筹码。”
门重新被关上。黑暗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是趴在地板上醒来的。双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我低头看去，膝盖上贴着两个创可贴。是母亲贴的。贴得很随意，歪了，甚至没有把伤口完全盖住。但，贴了。
那是她给我的一种“恩赐”——你看，我虽然罚了你，但我还是爱你的。
从那天起，我明白了一个真理：爱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足够强，强到没有人能陷害你，强到别人只能仰视你，你才配得到那一点可怜的、歪斜的创可贴。
从那天起，我好像彻底戒掉了对“温度”的渴望。
我拼命长大，用最残忍的方式逼着自己长大。别的名媛千金在这个年纪，都在学插花、学马术，穿着高定礼服穿梭在各种名流晚宴上。而我，把自己锁在庄园最偏僻的客房里，面前堆着半人高的全英文卷宗。
我拼命读书。熬夜熬到胃痉挛，困到极点的时候，我就去洗手间用冷水疯狂冲脸，或者用力去按自己当年跪过的那对膝盖。只要膝盖一疼，那种被所有人抛弃的恐惧感就会逼迫我继续拿起笔。
我拼命学法律，学金融，学怎么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商界里，用最温和的语调说出最致命的条款。
我不再穿白色的连衣裙，不再留能被人抓住的长发。我换上了黑色的西装，剪裁最凌厉的MaxMara大衣，我戴无框眼镜，用修短了一些的发型和冷漠的眼神，把所有可能被看穿的软弱都死死包裹起来。
我把自己活成了一把没有任何感情的刀。一把专门为陆家、为母亲的商业帝国开疆拓土、剔除异己的刀。
因为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强，只要我手里的筹码比姐姐和哥哥加起来还要多，母亲就会对我露出哪怕一次，像对姐姐那样温柔的笑。她就会真正地、平等地多看我一眼。
可是，我错了。
我二十岁那年，替集团打赢了一场极其艰难的海外并购案。连续通宵了整整半个月，我甚至在洗手间吐过一次血。但我拿着那份能带来百亿利润的最终裁决书，推开她书房的门时，她正坐在那儿喝茶。
我把文件放在桌上。她只是扫了一眼那个惊人的数字，然后淡淡地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说了一句：“不错。法务部今年的分红可以翻倍。”
没有夸奖，没有一句“你辛苦了”，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我眼底因为长期熬夜而爆裂的红血丝。
那一刻，我站在她书桌对面的阴影里，浑身的血液都凉透了。我终于明白，无论我多强，哪怕我把自己变成一台精密的机器，在她眼里，我依然只是那个“不够强”、随时可以被舍弃的螺丝钉。
爱是没有条件的？不。在这个家里，爱是最势利的奢侈品。你不配，就永远求不到。
我长大后，发现了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胃部翻涌的画面——姐姐对母亲有一种极其病态的依附。
那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下午。我因为要拿一份授权文件，提前从学校回了庄园。我推开母亲书房虚掩的门，看到姐姐正跪在母亲的脚边。她的头紧紧靠在母亲的膝盖上，像一条极度渴望主人抚摸的宠物。而母亲，那个冷漠得像机器一样的女人，正把手放在姐姐的头发里，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她的眼神里，甚至带着一丝难得的温情。
我站在门口。手脚冰凉。
姐姐听见了动静，侧过头，看见了我。她没有惊慌，反而对着我笑了。那个笑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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