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方的雪与遗忘的钟
我出生在北方。
那里的冬天很长，长得像一个人的一辈子。在我的记忆里，天空永远是灰白色的，风刮在脸上像粗糙的砂纸，生疼。
祖母家的平房在城郊，门口有一棵老枣树。枣树老得裂开了树皮，像一张干瘪的地图。每到冬天，雪落在那些裂纹里，一层又一层，像撒着一把永远吃不完的糖霜。
我是跟着祖母长大的。在我的世界里，父母是两个极其模糊的词汇。他们像候鸟一样，偶尔打个长途电话，寄一点微薄的钱，但从不降落在我的冬天里。我的世界里只有祖母，和一场接一场的雪。
我小时候很喜欢趴在窗台上数雪。数到一百，雪还在下。数到一千，祖母就会在厨房里扯着嗓子喊我吃饭。饭通常是白菜炖粉条，运气好的时候，里面会有几片切得极薄的五花肉。粉条很长，我总是吸溜吸溜地吃，热气和白雾糊在脸上，湿湿的，黏黏的，祖母就笑我，说：“慢点，锅里还有。”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极其富有的人。我有一座暖烘烘的平房，有一棵老枣树，有一个永远不会嫌弃我、会摸着我的头叫我“晚澄”的祖母。
可是，人为什么会变老呢？记忆为什么会像被虫蛀过的旧书，一页一页地往下掉，最后只剩下一个空壳呢？
我七岁那年，祖母开始忘事。
一开始，她只是忘了关煤气。锅烧干了，厨房里全是刺鼻的浓烟。我吓得大哭，她却拿着锅铲站在灶台前，一脸茫然地问我在哭什么。后来，她开始忘了邻居的名字。人家跟她打招呼，她狐疑地看着人家，警惕地问“你是谁”。
再后来，她开始忘了我。
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傍晚，我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去倒水。她坐在摇椅上，看着我，眼神里透着一种客气的、看陌生人的打量。
“你是谁家的孩子？”她问。
我端着水杯，愣在原地。我以为她在开玩笑，但我看不见她眼里有任何熟悉的波澜。
“我是晚澄。你孙女。”我强忍着眼泪，一字一句地说。
“晚澄？”她皱着眉头想了很久。那漫长的几秒钟，像是在我的心脏上缓慢地拉锯。“我孙女叫晚澄。她在外地上学呢。”
“我就是晚澄！”
“你不是。我孙女在上大学，她最聪明了。”她转过头，继续盯着窗外，不再理我。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她的眼睛很干净，很空，像刚下过雪、还没有被人踩过的院子。那一刻我才明白，世界上最残忍的惩罚，不是打你骂你，而是你最爱的人，把你从她的世界里，无声无息地抹去了。
接下来的五年，我变成了她的“陌生人”。我照顾了她五年。喂饭，洗澡，换衣服，收拾大小便。她忘了我是谁，但会对我笑。那种笑很客气，像对待一个好心肠的邻居。
祖母走的那天是冬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十二岁。
她躺在床上，呼吸渐渐微弱。我知道她不行了，跌跌撞撞地跑去邻居家求人打救护车。然后，我回到平房门口，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等。
雪大片大片地砸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膝盖上。我没有动。我在心里近乎疯魔地想：如果我不动，雪就会一直落。如果雪一直落，救护车就会来，祖母就会好起来。
可是，祖母没有回来。雪也停了。
救护车把她带走的时候，我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我坐在冰冷的门槛上，看着远处的雪堆，心想，从今天起，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人记得夏晚澄是谁了。
二、寄居蟹
后来我搬到了城市，住在亲戚家。
亲戚不坏，但也不亲。在别人的屋檐下，你必须学会看眼色，学会把自己缩到最小，学会用最微小的存在感换取一个安全的角落。我像一只寄居蟹，缩在借来的壳里，战战兢兢地呼吸。
我开始看书。看很多很多书。小说，自传，诗集。我喜欢它们，似乎这个时候，我才能短暂地觉得，自己还没有被世界彻底遗忘。我看过的书会记得我，我也会记得它们。
书里有一个极其庞大的世界，比我的世界大，比我的世界好。最重要的是，书里有雪，不会化的雪；书里有爱，不会走的爱。
我开始写。在书页的空白处写，在捡来的便签上写，在包书的牛皮纸背面写。我写诗，写得很短，没有标题，没有日期。我不给人看。因为我知道，我写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是一些无病呻吟的废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能赚钱的东西，才配被称为“价值”。
大学毕业后，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这个城市里乱撞。我做过餐厅服务员，被客人指着鼻子骂过；做过打字员，熬夜敲键盘敲到手腕发酸；做过旧书市场的理货员，搬书搬到指甲劈裂。我拼命地攒钱，拼命地想要留在这个城市。
我的手机很普通，很旧，是在城市读书时亲戚给我的。那时候我如获至宝，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智能手机。可是它渐渐让我觉得迷茫，这里面的爱很多，很快，可是，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了呢？
渐渐地，我的手机上只剩下几个必要软件。大多数时候，它平时只是安静地躺在那里，因为没有人会给我发信息打电话的。我是被世界遗忘的人，而我也是遗忘世界的人。
后来，我偶然看到了那个“岛屿书屋”的招租广告。
那是金融街最繁华的大楼背面，一栋废弃的配电室。因为地势低洼，产权纠纷，它被所有人遗忘了，租金极其低廉。
我搬了进去。不需要阳光，不需要门面，我只需要一个能放下书，能让我躲起来的地方。
我给它起名叫“岛屿书屋”。因为这里就像一座孤岛，四面被坚固的水泥墙包围，终年不见天日。唯一的透气孔，是靠近天花板最上方那扇和街面齐平的窄窗。从窗户里往外看，看不见天空，看不见太阳，只能看见行人的鞋。
我在这里待了五年。每天包书，查词典，听耳边“啪嗒、啪嗒”踩过水坑的鞋底声。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数那些鞋子。嗯，不能说喜欢，应该说我那部旧手机在这里没有无线网络，每个月流量也买的不多，更不敢轻易使用。所以，我学会了数数这个消遣方式。
黑皮鞋，裸色高跟鞋，限量款球鞋。我数到七十八双，没有一双停下来。雨落下来，我数着，一滴一滴打在地上，然后都流进了排水沟。
我常常想，我大概会在这个岛屿里，一个人待到老死。我像那盆放在窗台上、没人浇水也不死的仙人掌一样，靠着一点点微薄的水汽，苟延残喘。
我对“爱”这个词，充满了恐惧。因为被爱过的人，一旦失去了，就会死。而我好不容易活了下来，我不想再死了。
三、闯入者
可是，命运总是喜欢在最绝望的地方，开一扇窗。
那是某一个下午，下着大雨。岛屿书屋的门被推开了。
我抬起头，看到了陆黎。
她穿着一件剪裁极好的黑色MaxMara羊绒大衣，踩着一双黑色的高跟皮鞋。她手里拎着Celine的公文包，拿着一把黑伞。在金融街待，我也或多或少认识周围那些高贵的牌子。
她站在我狭窄、潮湿、充满霉味的书屋里，像一件放错展柜的高级展品。太干净，太硬，太完整。她和我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呼吸的空气是往上飘的，而我，是被踩在泥里的。
她随手拿起柜台上那本包好的《荒原》，翻开第一页，用极其冷淡的声音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诗写得很差。”
我愣住了。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评价艾略特。
“哪里差？”我忍着怒气问她。
“它太相信春天了。”她抬起眼皮，那双深灰色的眼睛像冰一样，直直地看进我的心里。
太相信春天了。
这几个字，像一根针，扎破了我用五年时间建立起的所有防线。在这个连阳光都照不进来的地下室，春天本来就是个笑话。
我以为她只是个偶然闯入的过客。可是，她第二天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我以为她消失了，可到了第七天，她带着一个纽约的贝果，又推开了我的门。我的世界蒙上的雾，被她擦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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