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冽的东北季风卷过厦门湾,吹动着海面上如林般的桅杆,发出呜呜的声响,仿佛无数号角在低沉地呜咽。这里不再是往日那个商贾云集、市舶喧嚣的繁华贸易中心,而是已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充满肃杀之气的海上兵营和军事堡垒。
金门与厦门,这两座如同门神般扼守闽南海疆的岛屿,成为了郑成功焚衣明志、誓师抗清后最初的立足之地,也是他梦想着“恢复中原”的起点。
与乃父郑芝龙那种松散结合、亦商亦盗的海上帝国模式截然不同,郑成功从一开始,就试图在这里打造一支全新的力量——一支纪律严明、信仰坚定、兼具强大战斗力和高度组织性的海上军团。
站在厦门岛最高处的望台上,郑成功身披一袭猩红色的斗篷,内着锃亮的鱼鳞甲,手按剑柄,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他麾下的舰队。海风将他额前的发丝吹乱,却吹不散他眉宇间那股与年龄不符的沉毅与决绝。
眼前的景象,足以让任何对手心惊。港湾内,各式战船鳞次栉比,规模虽暂不及郑芝龙全盛时期,却透着一股截然不同的精气神。
高大的福船、广船经过加固改造,船首包铁,形同巨兽;灵活的快哨船、艍船如同环绕巨兽的鲨群,穿梭不息;甚至还有几艘俘获或仿造的西式夹板船(盖伦船),黑洞洞的炮口从舷窗探出,散发着冷硬的威慑力。
每艘主桅上,都高高飘扬着红底金字的“郑”字大旗,以及象征大明正统的日月旗。
但这支力量的核心,并非仅仅是船只的数量和火炮的多寡。
“呜——呜——呜——”低沉的海螺号响起,那是操练的信号。
只见各船水手如同精密的机器零件般迅速就位,升帆、转舵、编队,动作整齐划一,效率极高,全然不见普通明军水师或海盗团伙那种散漫拖沓。
岸上,新设立的演武场上,杀声震天。一队队新募的士兵,在教官(其中不乏重金聘请的葡萄牙、日本佣兵)的指导下,刻苦操练着刀法、枪阵,乃至西式的**排射和炮术。纪律严酷到不近人情,懈怠者鞭笞,违令者斩首。
郑成功深知,唯有如此铁血锤炼,才能将这些来自**、成分复杂(渔民、农民、溃兵、甚至反正的清军)的乌合之众,锻造成一支可用的铁军。
“国姓爷,水师左镇施琅将军报,今日巡航,于围头洋遭遇小股清军哨船,已将其击沉,俘获十余人。”
一名年轻的传令兵飞奔上望台,单膝跪地,声音洪亮地禀报。
郑成功微微颔首,脸上并无喜色:
“俘虏严加看管,审讯清军沿海布防情报。告诫施琅,勿要贪功冒进,眼下以巩固金厦、练兵蓄锐为上。”
“是!”
又一名文官模样的人上前:
“禀国姓爷,‘仁’、‘义’、‘礼’、‘智’、‘信’五商行总管事求见,呈报本月粮饷、**、铁料采买清单及各处贸易款项收支。”
“让他们去忠臣堂等候。”郑成功道。
这便是他与父亲另一大不同之处。郑芝龙的商业网络虽庞大,但更多依赖于个人威望和江湖规则,松散而充满灰色地带。而郑成功,则将其系统化、组织化,甚至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设立了著名的“山海五商”系统。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在金、厦两地设立五大商行,总理对外贸易和军需采购。
“金”行负责与日本、琉球贸易,主要换取铜铅、倭刀、盔甲和至关重要的白银;“木”行负责与东南亚(暹罗、吕宋、咬溜吧)贸易,采购粮食、木材、硝石、硫磺等战略物资;“水”行负责与葡萄牙人(主要通过澳门)、西班牙人(通过吕宋)接触,购买西洋火炮、火绳枪、自鸣钟(用于馈赠和计时)乃至雇佣技术人员;“火”行则专门负责与内陆地区的秘密贸易,通过种种渠道,从清控区甚至更远的地方收购生丝、瓷器、茶叶,作为出口的主要商品;“土”行则统筹各港口的仓储、物流和税收。
这套体系犹如一个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的心脏,源源不断地将海外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转化为军队所需的粮饷、武器和给养。它既是商业组织,也是军事后勤部门,更是情报收集站。各商行的管事,不仅要是精明的商人,更必须是忠诚可靠的“自己人”,其中不少是郑成功的族亲、同学或早年追随他的心腹。
处理完军务和商务,郑成功并未休息,而是在亲兵护卫下,来到了岛上的“储贤馆”。这里是他招揽四方人才的地方,不仅有通晓火器、历算、医术的西洋传教士(如后来为他造炮的雷约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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