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的意识，依旧沉在无边无际的黑暗水底。但一种极其缓慢、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如同深海中极光般细微的电子扰动，正在那片死寂中悄然发生。
那源于掌心与后颈之间建立的、原始的“共鸣”，正将一丝丝微弱但持续的生物电与数据流脉冲，如同涓涓细流，注入他意识深处那个由“镜像协议”回音勾勒出的无形“框架”。框架本身依旧空洞，却似乎因此获得了一种最低限度的“活性”，或者说，一种更偏向物理层面而非认知层面的“待机状态”。仿佛一台硬件受损、操作系统崩溃，但最底层的电源管理和基础固件仍在挣扎运行的机器。
监测仪器捕捉到了他部分生理指标的微妙起伏，脑电波图中也偶尔闪现出无法归类、意义不明的微小尖峰。这些都被BEOC的观察系统记录在案，标记为“昏迷状态下的非典型神经活动残留”，尚不足以引发警报，但已成为专家小组报告中的一个待解谜题。
林晓的生活，则因一份报告而彻底改变了节奏。
她那份充满折中与拖延意味的评估建议，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超出了她的预期。韩兆东办公室没有直接回复，但压力以更隐晦的方式传来：她被临时抽调加入针对李伟（代号007）案例成立的“跨部门专家小组”。小组规格很高，由韩兆东亲自主抓，成员包括BEOC资深研究员、公司网络安全部门主管、外聘的神经伦理学家，以及法务部的代表。林晓作为最初的评估员和报告撰写者，被要求列席所有会议，并提供全程技术支持。
这意味着她将置身于风暴的中心，直接面对各方力量的交锋与博弈。
第一次小组会议就在周一上午举行。会议室内气氛凝重。长桌一端，韩兆东面无表情地坐着，手指偶尔轻叩桌面。秦主任坐在他侧后方，脸色紧绷。网络安全主管是个眼神锐利的中年男人，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安全日志打印件。外聘的伦理学家是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眉头紧锁。法务代表则面无表情，像一尊石雕。
林晓坐在靠门的位置，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网络安全主管率先发难，他挥舞着手中的日志：“从007号在R区异常活动开始，到B3副层的未授权接入尝试，再到最后的数据对冲事件，整个过程中我们检测到至少十七条非常规协议活动轨迹，其中三条直接指向已被封存的‘基石’项目遗留数据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员工违规或设备故障，这是对核心数据安全架构的严重挑战！我坚决支持BEOC激进派的意见，必须立即对污染源进行彻底隔离和净化处理！” 他用的是“污染源”这个词。
秦主任立刻跟进，语气冷硬：“从神经科学角度，007号的异常反应模式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潜在扩散风险。他的神经协议已经显示出与危险历史数据的共鸣倾向，这种‘共鸣’是否具备传染性或诱导性，尚不可知。延长观察期，等于将一颗不稳定的炸弹放在我们中间。我赞同立即执行‘深度归档’，消除风险。”
老伦理学家咳嗽了一声，缓缓开口：“两位的观点，基于‘风险控制’和‘系统安全’，有其道理。但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根本问题：007号，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与公司存在雇佣关系的个体。他的‘异常’，是源于公司技术的介入。在考虑‘处置’之前，是否应该先充分评估这种技术介入本身的边界与责任？‘深度归档’涉及对个体意识的不可逆干预，其伦理正当性需要最严格的审查。我建议，专家小组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制定一套详细的、符合伦理规范的长期观察与研究方案，在最大限度保障个体基本权利的前提下，获取科学数据。”
法务代表推了推眼镜，声音平板：“从合同法律角度，‘增效计划’补充协议第七款第三项赋予了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对植入体工具进行维护、调整乃至回收处置的权利。但条款中对‘不可逆神经剥离’（即‘深度归档’）的适用条件规定较为模糊，仅提到‘极端风险且无其他可行方案时’。目前是否满足‘极端风险’和‘无其他可行方案’这两个要件，存在解释空间。建议小组就具体风险等级和替代方案进行充分论证，以避免潜在的法律纠纷。”
各方立场鲜明，争执不下。
韩兆东一直沉默地听着，直到争论稍歇，他才抬起手，示意安静。
“各位的意见，我都听到了。”他的声音平稳，听不出倾向，“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安全风险，还是技术伦理风险，亦或是法律风险。但风险的另一面，是机遇。007号的案例，特殊性在于他与‘基石’遗留数据的罕见共鸣。这可能是灾难的前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也可能是一座尚未被开采的金矿。‘基石’项目的失败数据里，或许隐藏着我们突破当前NeuroSync技术瓶颈的关键。”
他看向林晓：“林评估员，你的报告建议‘长期、谨慎、多维度的分析评估’。具体来说，你认为接下来应该从哪些维度入手？在确保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如何最大化地从007号身上获取有价值的数据？”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林晓身上。她感到一阵口干舌燥，手心微微出汗。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回忆着李伟所有的测试数据和异常记录。
“首席顾问，我认为可以从几个平行方向进行。”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专业而客观，“第一，持续监测他的昏迷状态神经活动，特别是那些非典型的微小尖峰，尝试建立它们与外部刺激（如特定频率声波、电磁场）或内部生物信号（如掌心异常热点）的关联模型。第二，在严密隔离和协议限制下，尝试以极低带宽、只读模式，定向、分批次地重新接触‘基石-回声’数据镜像中的非核心日志区域，观察其神经反应，逐步绘制他的‘协议共鸣图谱’。第三，对他的植入体芯片和生物组织（特别是掌心区域）进行更深入的、非侵入性的物理和化学分析，寻找未知物质或结构异常。第四，回溯他植入芯片前的所有健康数据、心理评估及工作记录，寻找可能 predispose（预先倾向）这种异常反应的个体因素。”
她顿了顿，补充道：“所有这些操作，必须在最高等级的物理和数字隔离环境下进行，每一步都需要专家小组联合审议具体方案和安全预案。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极度谨慎。”
韩兆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方案很细致。兼顾了数据获取和安全控制。秦主任，网络安全部门，你们对林评估员提出的接触‘回声’数据的方案，有什么具体的安全补充建议？”
会议转向了更加具体的技术和安全细节讨论。林晓暗暗松了口气，知道自己暂时走对了钢丝。她提出的方案，既满足了韩兆东“获取数据”的诉求，又以“极度谨慎”和“小组审议”为名，为李伟争取了缓冲期，同时将操作门槛提得很高，增加了激进派快速行动的难度。
她知道，这只是第一回合。真正的较量，在具体的操作方案审批和执行监督中，才刚刚开始。
王琳的世界，则被一个陌生的词汇彻底打开了另一扇门——“第三类合同样本库”。
她请了年假，以“照顾生病孩子”为由，暂时脱离了公司那个日益令人窒息的环境。白天，她陪着童童，喂药、量体温、讲故事，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夜晚，等童童睡熟后，她便钻进书房，拉上窗帘，开始自己的“探险”。
“第三类合同”在公司内部公开系统中根本搜索不到。她尝试了各种关键词组合，甚至翻出了李伟几年前带回家的一些过期内部通讯和培训材料，一无所获。
她想起了赵晓慧电话里说的“找漏洞”和“小心家里不干净的东西”。她开始仔细检查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李伟经常使用的书房和客厅。在书房书柜最底层，一堆旧杂志和打印纸下面，她发现了一个李伟很久以前用过的、已经淘汰的旧款公司配发平板电脑。充电器早就丢了，平板也完全没电，屏幕碎裂。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网上买了一个兼容的二手充电器。等待充电器到货的两天里，她坐立不安。
充电器终于到了。接上电源的瞬间，平板的指示灯亮起了微弱的红光。竟然还能充电！她屏住呼吸等待。
几十分钟后，屏幕艰难地亮起，显示出一个极其老旧的公司系统登录界面，背景图还是多年前的版本。系统提示需要连接网络更新，否则功能受限。
她不敢连接家里的Wi-Fi。用童童的儿童平板（没有公司监控）搜索了一下，找到了绕过系统更新、进入残留本地文件模式的方法——需要同时按住几个物理按键，在启动时进入一个隐藏的工程模式。
她尝试了几次，手心全是汗。终于，在一次启动时，屏幕闪烁了几下，跳过一个错误提示，进入了一个极其简陋的、类似文件管理器的界面。里面文件夹不多，大多空空如也。但在一个名为“归档-临时”的文件夹里，她发现了一个PDF文件，文件名是乱码。
她点开。PDF打开缓慢，内容有些模糊，像是扫描件。标题是：《特殊岗位认知强化与效能保障协议（第三类草案）- 仅供内部审议，2018年7月版》。
她的心脏狂跳起来。就是它！“第三类合同”！
她快速浏览。这份草案协议与李伟后来签署的《“超级员工”潜能激发计划自愿申请表》和《“增效计划”补充协议》在核心条款上如出一辙，都强调“自愿”、“效能提升”、“公司保障”。但细节处有微妙而可怕的差异：
草案中，“认知强化”的目标描述更加赤裸——“逐步优化受试者的决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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