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娘子来铺子里的时候，沈约正在洗砚台。苏伯的旧端砚磨墨之后砚池里会留一层细粉，不洗掉第二天墨就发灰。她把砚台翻过来用清水冲，听见门口有脚步声。这个人穿布底鞋，走路声音很浅，但她在门槛边站住的时候带起来一阵豆腐点卤的酸味。
沈约抬头。来的人三十上下，头发用一条旧布巾裹着，围裙上有几块干了的豆浆渍。手指粗短，虎口处有一道疤，是被石磨磕的。她站在门口看了沈约一会儿，没有说话。苏伯从后院过来，看了一眼，说：“崔娘子，坐。”转身拿了条凳子放在门口。
崔娘子坐下了，只坐了半边凳子。她从腰间的布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解开，里面是一捧黄豆。她把豆子摊在沈约案头垫的纸上，黄澄澄的一小堆。
“阅娘。我做豆腐的。”她的开场跟豆子一样实在，“想请你帮我算一笔账，我自己算不明白的账。”
沈约用袖子擦了擦手上的水。她没急着接话，先听。
崔娘子做豆腐做了十一年。一斗黄豆出多少豆腐，她闭着眼睛都有数：泡一夜，磨浆、滤渣、点卤、压板，一斗好豆子出十二三斤，水多水少、卤老卤嫩，差一点她手上都摸得出来。两个月前开始不对了。同样一斗豆子，出的豆腐少了。头一回她当是自己卤点过了头，倒了一板重做。第二回她把每一步都盯死了，水、火、卤、压，一样没差。还是少。一斗少出将近两斤。
“一斗少两斤。我一天用两斗，一个月就是一百二十斤豆腐没了影。”崔娘子的粗手指在豆子堆上拨了拨，“豆子还是那家粮行的豆子，豆子没变。”她抬起眼，“我想了两个月才敢说这句话——变的是斗。”
“哪家粮行？”沈约问。
“西市南口的孙记，我买了七八年了。”崔娘子说，“两个月前孙记换了个新斗。旧斗用了多年，木头裂了，孙掌柜说裂了量不准，换了新的。换斗那天我在场，新斗看着跟旧斗一样大，黑漆的，四四方方，我还搭了句‘这斗结实’。”
她顿了一下，“换斗以后豆子就不够出了。我跟孙掌柜提过一回，他说斗是斗，豆是豆，出多少豆腐是你的手艺，关我斗什么事。我一个做豆腐的，凭什么说人家的斗不对，斗摆在那儿，看着好好的。”
沈约把那捧豆子拢到一处。豆子饱满，没掺沙没掺瘪，豆子确实没问题。问题崔娘子自己已经找到了，她缺的不是答案，是个证法。
一斗豆子出多少豆腐，是个稳的数。手艺没变、豆子没变、水火没变，出数却掉了——那变的只能是“一斗”到底装了多少。新斗比旧斗小，崔娘子量回家的“一斗”，其实不到一斗。
但这话不能凭一张嘴说。孙记的斗摆在柜上，看着规整。沈约问了一句崔娘子没想过的：
“孙记那个新斗，斗壁外面有没有烙印？一个方框，框里有字、有年月的那种。”
崔娘子愣住了。她天天拿斗量豆子，从没留意过斗上有什么。
沈约不用翻书，但她还是把那卷手抄的《唐律》往案上一搁，像是要给这话压个底。市面上买卖用的斗、斛、秤、尺，不是谁做了就能用的。依《关市令》，凡度量衡器，每年八月要送官平校；校准了，由官府在器上烙印题署，才许在市上执用。没有印记的、或者校过之后又被人动过手脚的，都不许用。这是市司的职掌，平准物价，校量衡器，都归它管。
一个新斗，没经市司平校就拿出来量豆子，本身就不合规。若是校过、印也还在，却比官样的标准斗小一圈，那就是私下动了手脚：斗壁往里收了，或者底垫高了。无论哪样，都不是孙掌柜那句“斗是斗，豆是豆”能遮过去的。
沈约从案头拿起今天那张纸边，两指宽，苏伯裁的，裁口干净。她蘸了墨，把笔在砚台边缘蹭掉多余的。上一回写纸边，李嫂的田产案，是挑县官判词里的漏；这一回不挑判词，是要先让一杆斗见见官样。
她写得不长，字很小，每行挤八九个。
>西市孙记粮行所用量斗，疑不合官样。依《关市令》，市中度量衡须经市司平校、烙印题署，方许执用。请市司取官样标准斗，当众平校孙记现用之斗。若短于官样，则系私作不平之器在市执用：依《杂律》，校斛斗秤度不平者有罪，私作不平而用以市易、欺取人物者，计所欺之数追还，并坐其罪。
写完她把纸边连同代写的一纸陈状一起折好，推到崔娘子面前。
“你不用去跟孙掌柜吵。”她说，“拿这个去找管市的，西市有市令、市丞，底下有专管度量衡的。你只说一句话：请市司拿官斗来，跟孙记的斗比一比。比的事不用你做，是市司的差事。斗一摆上去，是长是短，木头自己会说。”
她顿了一下，又补一句：“别一个人去。你把这两个月一样觉得出数少了的几家叫上，卖豆腐的、榨油的、卖米面的，凡是按斗按升从孙记拿货的，都吃了这个亏。一家去是抱怨，十家一起去，就是市面上的事，市司不能不管。”
崔娘子把纸边和陈状收好，一样一样叠好塞回布兜里。她的手稳。做了十一年豆腐的手，搬石磨搬出来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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