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的案卷比万年县的多一个数量级。沈约花了几天适应，每天早上从西市走到皇城侧门，凭调阅条入内，在案卷室坐到傍晚。
案卷室比槐衙大一些，但更暗，窗户开在靠天花板的位置，光线从高处斜斜地打下来，到了下午就剩一条窄窄的光带贴在墙上。孟主事每天早上把当天要校勘的案卷放在她桌角，用镇纸压好，然后走开，他从来不多说一个字。
她很快发现大理寺的案卷跟县衙的有一个根本区别：县衙的卷宗写得粗，错别字多，格式乱，但案情简单。大理寺的卷宗写得规整，格式严谨，但每一份背后都藏着另一个故事。卷面上看不见的那个故事，才是真正的案子。
她用了几天时间才习惯大理寺的卷宗格式——每份卷宗的封面上贴着一张黄签，签上写着案件编号、案由、主审官、日期。黄签下面是正文，正文的每一页右下角盖着大理寺的骑缝印。她以前在县衙的抄件上从来没有见过骑缝印。
她接的第一批需要校勘的案子里有三桩连着的。
第一桩，长安粮商王赟的米船在洛阳被扣了。洛阳的关津以“税籍不清”为由扣押货船，关了半个月，米霉了一半。事后追查发现税籍的复印件是完好的。王赟在申诉状里写得很短，字迹潦草，显然是找人代笔的。申诉状的最后一行被一滴墨渍盖住了半个字，她辨了半天，认出来是“冤”。这个字写得比别的字大一号，笔画也重。
第二桩，长安工匠赵老四带徒弟去洛阳修缮一座佛寺，干完活寺庙不给工钱，当地寺方推说工程款被京里拖了，京里的批文原件却显示已经拨付。赵老四自己写了一份陈情，夹在卷宗里面。字不多，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有几个字写错了用墨涂掉重写。他写道：带了三个徒弟去洛阳做了四十天活，来回路费十二贯，工钱一文没见着。三个徒弟都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他没法跟他们交代。
第三桩，长安一个书生李茂去洛阳参加秋试，回来经过洛阳关津的时候被查出“冒用他人过所”。他拿的是自己三个月前申请下来的过所，但关津查到的底簿上他的名字被划掉了。李茂读过律文，他在申诉状里引用了《唐律疏议·诈伪律》第六条，他在状纸上写：如果冒用过所是诈伪，那划掉我名字的人算什么。审理此案的洛阳判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沈约在案卷室看了三天。第四天她去了一趟西市。赵老四的铺子在西市南巷的尽头，门脸很小，里面堆满了木料和铜件。她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一张凳子换腿，嘴里含着两根铁钉。她说我在大理寺看到了你的案子。赵老四把铁钉吐出来，看了她一眼。
“你是衙门的人？”
“我是案卷校勘。”
赵老四不知道案卷校勘是什么，她也没解释。她问他去洛阳那趟的细节，是谁给他介绍的活，走的哪条路，到了洛阳以后谁接待的，在佛寺干了多少天，最后跟谁结的账。赵老四一样样说了，说到工钱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低头看着手里那条凳子腿。“三个徒弟跟着我跑了四十天。回来以后最小的那个不干了。他娘说跟着你白干活。”
沈约把他说的每一条都记在一张纸上。从赵老四铺子里出来以后她又去了趟粮商王赟开在东市的米铺。王赟不在，他的伙计说老板去洛阳要账去了，已经去了第三趟了。书生李茂她没找到，卷宗里他的地址写的是“暂居宣阳坊”，去了才知道他已经搬走了。
三桩案子，三条线索，指向同一处——洛阳的勾检。
沈约把三份案卷铺在桌上，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看了好几遍。船、工钱、过所。粮商、工匠、书生。扣货、欠钱、划名。三个受害者的职业、身份、年纪都不重叠，唯一的共同点是都经过了洛阳的勾检存档。而所有问题的来源都是文书——税籍复印件、批文原件、过所底簿，一件实物的副本在官方档案中被篡改。
她开始做比对。先把三份案卷里附带的官方文书全部抽出来，按时间排列。王赟的税籍复印件是开元十六年三月签发的，赵老四的工程批文是开元十六年五月批的，李茂的过所是开元十六年二月办的。三份文书的签发时间不同，但都经过洛阳的勾检存档。她翻到存档页，把三份存档并排放在一起，用手指按着纸面一行行地比。
纸不一样。
王赟的税籍复印件用的是官府的藤纸，纸面细密，纤维顺着一个方向排列。赵老四的批文也是藤纸，但纤维排列的方向和王赟的不同，是横着的。李茂的过所存档用的是构树皮纸，纹路粗，颜色偏黄。但三份文书的“洛阳勾检存档”那一页全部用的是同一种纸。
她把三张存档页叠在一起举到窗口。光线从高处打下来，透过纸面。纤维的排列、厚度、透光度几乎一样。三份不同的案子、三个不同的受害人、三个不同的签发机构，但那些勾检存档页出自同一批纸。
她又比了签字。三份存档页上的经办人签名不同——一个叫张仲，一个叫刘奉，一个叫陈七。三个名字看起来毫无关联。但每一个签名的墨迹都有同一个特征：起笔的时候压力轻，落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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