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九，重阳。
长安人这一天要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天还没亮的时候西市坊门外就有人排队了，卖茱萸的、卖菊花的、卖重阳糕的。
坊丁提前一个时辰开了门，人群涌进来，沿着西市的主道两边摆起了临时的摊子。到了上午，整条街从头到尾都飘着一股菊花和糯米混合的甜味。
苏伯一早起来煮了一大锅菊花茶，分给左邻右舍。崔娘子送来了自己做的重阳糕，用荷叶包着，上面嵌了几粒红枣。阿虫一个人吃了三块，柳十说吃多了不消化，阿虫说重阳糕是糯米做的，糯米不撑。柳十没有反驳，只是把他面前剩下的半块也推了过去，阿虫把它也吃了。
铺子今天不开张，苏伯把活字盘盖上布，把墨研干净收进柜子里。阿虫在门口挂了一枝茱萸，是崔娘子给的，红红的，扎了一条黄线。柳十坐在门槛上，用他那只能动的手慢慢剥一个橘子，铺子里难得这么安静。
沈约坐在窗边看书，一本苏伯从旧货摊上淘来的《诗经》，缺了十几页，但她不介意。
窗外的巷子里有小孩跑过去，手里拿着一串茱萸，跑得很快，脚步声噼噼啪啪的。一个卖菊花酒的货郎挑着担子经过文墨斋门口，吆喝了一嗓子，声音又亮又长，从巷头拖到巷尾。苏伯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他的嗓子比酒好。
看了一会儿书，阿虫过来问她重阳节为什么要登高。她说古人觉得九月九日是阳数相重的日子，登高可以避灾。阿虫想了想，说我们铺子的屋顶算不算高。她说不算。阿虫说那我们今年就不避灾了。
柳十在旁边剥完了橘子，把橘子皮整整齐齐地码在门槛石上，一片压一片，像排房顶的瓦。
中午的时候，沈约收到了父亲的信。
信不是邮驿送来的，是一个从南边来长安贩茶的商人捎过来的。那商人找到崔娘子的豆腐坊，说有人在桂州托他带一封信给西市文墨斋的人。信封是粗黄纸糊的，上面沾了一片枯黄的榕树叶。沈约把叶子揭下来，打开信封，信很短，不到一百个字。
他说桂州的秋天比岭南凉，膝盖好了一些。说他在帮当地的县学抄书，一天抄两个时辰，手不酸。说县学的先生给了他一间偏房住，窗户朝南，早上能晒到太阳。
末尾加了一句：上次寄来的冬裤很合身，就是裤腰稍微大了两指，但不要紧，他自己缝了条带子收了一下。
她上次寄出的那条裤子，真的送到了。
她把信读了两遍，信上的字比稽查文书上的潦草一些，笔画没有那么端正了，有几个字的横画往右上方歪，像是写字的时候手在抖。
她把信折好，又展开，又折好。阿虫在旁边看着她，没有说话。苏伯从灶台后面走过来，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苏伯回去了，端了一碗热茶放在她手边。茶是菊花茶，今天煮的那锅还剩了半壶。
她把枯叶夹回信封里，放在枕头底下。她没有跟任何人说信上写了什么。
下午沈约去槐衙取一份明天要用的案卷。
重阳节大理寺放假一天，但槐衙不是大理寺的地方，没有人管它开不开门。她到的时候裴衍不在，程司直在。
程司直坐在桌边，面前摊着一堆竹片、糯米纸和一小罐浆糊。他在修一盏旧提灯，灯纱破了一个角，他拿糯米纸往上糊，糊得很仔细，一点一点地抹浆糊，把纸边按平，等它干了再糊下一层。他的手很稳，做这种细活的时候比写字还专注。
沈约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程司直头没抬，说桌上有样东西是给她的。
沈约走过去。桌面靠她那一侧放着一个小布包，布包打开以后里面是一枚木制的小公章。章身是枣木的，打磨得很光滑，棱角圆润。她翻过来看章面，上面刻的是一个字：阅。
刻工很细，阅字的门框方方正正，里面的“兑”字每一笔都刻到了底。她用手指摸了一下刻面，指腹上沾了一点红色的印泥。
“你什么时候刻的？”
“断断续续刻了一个月。枣木太硬，刻坏了两块才成。”程司直把提灯的最后一块糯米纸糊好，放在一旁晾着。“以前你在校勘意见底下写的那个‘阅’字是手写的，手写的没有印章正式。孟主事说过你的字不够端正，有了章就不用写了。”
沈约把那枚章握在手心里。枣木被体温捂热以后有一种淡淡的甜味。
“这是案卷室的内部用印。我跟孟主事报过了，他说随便。”程司直站起来，把浆糊罐的盖子拧上。“以后你盖在校勘意见底下，比签名好用。别人认章不认字。”
他把修好的提灯拿起来，检查了一遍，确认糯米纸糊得牢了，从桌下取出一截蜡烛装进灯座里，点了。灯焰在纱罩里跳了一下，透出来的光是暖黄色的。
“从大理寺到西市这一段路没有坊灯，以前老曹总给我拿一盏。自从我不加班了他就没给过。今天重阳节，给你一盏。”
他把提灯递给沈约。竹竿很轻，糯米纸透出来的光照在她手上。
沈约接过提灯，把案卷夹在腋下，走出大理寺侧门。
天已经黑了。重阳节的长安到了晚上并不安静，远处有人在唱歌，坊墙那边传来锣鼓声，偶尔有几点灯火从屋顶后面冒出来，是谁家在院子里点了篝火。
但大理寺到西市这一段路确实没有坊灯。路面是夯土的，两旁是坊墙，月光照不进来。她提着灯走在路上，灯焰被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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