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枣红棉鞋被我收进柜子顶层之后，日子像被谁拧松了发条，走得又慢又静。正月过完，村里的鞭炮屑被风扫进沟渠，红纸泡在水里褪了色，变成淡淡的粉，像谁洗过胭脂的水泼在地上。田埂上的草还没返青，灰扑扑地贴着地皮，踩上去软塌塌的，没有一点生气。
有一天早晨，母亲把灶台上的酱油瓶拿起来晃了晃，又对着窗户看了看，瓶底只剩一层薄薄的深褐色，像干涸的河床。她把瓶子放回原处，擦了擦手，说：“明月，跟我去一趟供销社。”
我把棉袄扣子一颗一颗扣好。出门的时候，母亲从门后取下一只竹篮，篮底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花布，花布上面还搁着一只空玻璃瓶——酱油瓶，洗干净了，瓶口倒扣着控水，里外透亮。她把瓶子翻过来，用布擦了擦瓶口，放进篮子里，又检查了一遍口袋里的零钱，捋平了毛票的卷边，对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走出院门的时候，我觉得今天的路和平时不一样。平时我只到巷口老槐树那儿就停了，再远的地方是大人的世界。今天母亲牵着我的手，经过老槐树的时候没有停，径直走了过去。
巷口外面是一条土路，路面被冬天的冻土拱得坑坑洼洼的，走路的时候脚底下的触感忽高忽低，像在踩一架看不见的琴键。路两边的草垛上还挂着霜，太阳斜照过来，那些霜刺亮刺亮的，扎得眼睛发酸。
半路上遇见王奶奶，她坐在自家门槛上剥花生，看见我们就笑：“哟，带明月去供销社哪？”
母亲说：“打点酱油。”
“这孩子，”王奶奶指了指我，“长高了啊。”
母亲低头看了看我，说：“光长个儿不长肉，跟竹竿似的。”她嘴上这么说，手却把我往她身边拢了拢。王奶奶抓了一把刚剥好的花生往我口袋里塞，我说不要不要，母亲说拿着吧，说谢谢奶奶。花生还带着壳上的暖意，一颗一颗硌着大腿，隔着棉裤也能感觉到。
又走了一段，经过晒谷场。晒谷场空着，只有几只鸡在低头啄什么，啄两下抬头看看，再啄两下。场边立着一根电线杆，上面贴着红纸黑字的标语，纸角被风掀起来，哗啦哗啦地响，像在翻一本看不见的书。
“妈，供销社远不远？”
“快了。”
“还有多远？”
“你数到一百就到了。”
我一边走一边数。数到四十七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排房子——青砖墙，黑瓦顶，比村里的房子都高出一截，门脸也宽得多。门楣上方刷着白底红字的招牌，字比我的人还高：“便民供销社”。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门是敞着的。里面光线比外面暗，我站在门槛上停了一下，眼睛从亮处走进去，像一头扎进水里，得花几秒钟才能重新看清东西。空气里有股说不上来的味道——咸的、甜的、混着煤油和粗布的气息，所有的味道搅在一起，沉甸甸地压在鼻腔里。
柜台很高，高得我的下巴刚好搭在台面边缘。柜台是木头做的，漆了深棕色的漆，被无数只手摸过无数遍，摸得漆面发了亮，像一块被水冲了很久的石头。柜台后面是一排货架，架子上摆着各种颜色的东西：白的是搪瓷盆，黄的是肥皂，红的是暖水瓶外壳，绿的是玻璃瓶装的汽水。最上面一层挂着几双解放鞋，鞋带垂下来，像一排安静的秋千。
母亲走到柜台前，把空酱油瓶放在台面上。柜台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戴着蓝布袖套，正在打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响了一阵子他才抬起头，看见母亲，点了点头，把酱油瓶拿过去，转身从身后的坛子里舀了一勺酱油，用漏斗灌进瓶里。酱油顺着漏斗口流进去，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瓶底慢慢被褐色覆盖，升上来，升上来，升到瓶颈。
“八分。”他说。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那叠毛票，数了八分钱，放在柜台上。男人收了钱，把瓶子递回来，瓶口塞了一个橡皮塞子，塞得紧紧的，不漏一滴。母亲把瓶子放进竹篮里，却没有马上走。她的手在篮沿上停了一下，然后她转过头，看着货架上摆着的糖罐子。
糖罐子是玻璃的，圆肚细颈，里面装着花花绿绿的硬糖。糖纸在罐子里挤成一团，红的绿的黄的，像一罐子碎了的宝石。母亲看了一会儿，然后她的手伸进口袋里，摸了一会儿，又摸出两分钱。
“给我拿两颗水果糖，”她说，“最便宜的那种。”
男人打开糖罐子，用一把小铁夹子夹了两颗糖出来，一颗是橘子色的，一颗是薄荷绿色的。他把糖放在柜台上，母亲拿起来，剥开其中一颗橘子糖的糖纸，弯腰递到我嘴边。
“含着，慢慢吃。”
糖塞进嘴里的一瞬间，一股橘子味从舌尖炸开来——其实是酸的，酸过了才有甜，但那甜来得太凶了，像一颗小太阳在嘴巴里炸开，热乎乎地灌满了整个口腔。我含着它，不敢嚼，怕嚼碎了就没了，就那么慢慢地、慢慢地让它自己化。
母亲把另一颗薄荷糖放进自己口袋里。她自己没有吃，一直到最后也没见她拿出来吃过。我后来想，那颗糖她大概放进了某个抽屉的角落，放了很久，舍不得吃，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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