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空罐头瓶在窗台上摆了半个月，母亲终于把它收进了灶间的柜子里。弟弟再也没有提过蝌蚪的事，他很快找到了新的乐趣——追鸡。院子里那几只芦花鸡被他追得满院飞，翅膀扑棱棱地拍着，咯咯咯地叫，有时候被追急了直接飞上墙头，蹲在瓦片上一动不动，歪着脑袋看底下那个小疯子。弟弟在墙底下仰着头喊：“鸡！下来！”鸡不下来，他就捡小石子往上扔，有一次差点砸着瓦，母亲从灶间探出头来喊了一声，他才悻悻地收了手。
那段日子天一直阴着。云压得很低，铅灰色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白布挂在头顶上。空气里有一股潮潮的味道，墙角的地砖渗出了细密的水珠，踩上去滑溜溜的，祖母拿干抹布擦了好几回，擦完了又渗出来。祖母说这是“回南天”，地气往上走，再憋两天就要下雨了。
雨是第三天夜里来的。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先是听见屋顶上有细碎的响声，像有人在瓦片上撒黄豆。那声音稀稀拉拉的，我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后来响声密起来，密成一片，像黄豆换成了石子，整片屋顶都在被什么东西敲打，笃笃笃笃笃，密不透风。我被彻底吵醒了，睁开眼，屋里黑沉沉的，只有窗纸上透进来一点极淡的灰光。
雨来了。
春天的第一场雨，来得又急又猛。雨水顺着瓦缝往下渗，在屋檐口汇成一条细线，然后啪嗒啪嗒地砸在院子里的青砖地上。那声音不像夏天的暴雨那么凶狠，也不像秋天的冷雨那么凄清，春天的雨声里带着一点闷闷的回音，像是大地在被惊醒之前，发出的第一声哈欠。
我听见祖母在隔壁屋咳嗽了一声，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她在摸黑穿衣服。紧接着里屋亮起了一点光——煤油灯被点着了，火苗极小极小的一粒，在灯罩里跳了一下才站稳。橘黄色的光从门缝底下挤出来，薄薄地铺了一层在堂屋的地砖上。
“明月。”祖母在里屋叫我。
我爬起来，光着脚踩在地上，凉意从脚心窜上来打了个激灵。我推开里屋的门，看见祖母坐在床边，煤油灯搁在床头柜上，她正拿一根针拨灯芯。火苗猛地窜高了一截，屋里的暗影向后缩了缩，她的脸露出来了——皱纹被光映得深深的，像干涸的河床上那些细细的裂缝。
“过来，”她说，“帮奶奶看个东西。”
我走过去，她把灯端到我跟前。火苗后面，她摊开手心，掌心里躺着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边角磨毛了，上面用钢笔写着地址和收件人，字迹工工整整的，一笔一画都不连笔。我那时候还不完全识字，但信封上“顾”字我认得，因为那是我们的姓。
“你爹来信了。”祖母说。
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很远。我盯着那封信，信封是干爽的，还带着一点点纸浆的味道，和外面湿漉漉的空气格格不入。祖母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信纸叠成三折，打开的时候发出脆脆的纸张摩擦声，像踩碎了一片薄冰。
祖母不识字。她拿着信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递给我。
“你念给奶奶听。”
我接过信纸，纸面被灯光照得微微发黄，钢笔字是蓝黑色的，有些笔画洇开了一点，像写字的时候手沾了水。我把信举到煤油灯底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有些字我不认识，就跳过去，猜个大概意思。祖母没有打断我，她只是安静地听着，目光落在信纸上——或者说落在我头顶上方某处看不见的地方。
信的大意是：镇上厂子里忙，这个月回不来。寄了十五块钱，让母亲给家里添点东西。弟弟该换棉裤了，别让他冻着。米缸要是快见底了，跟东头的李婶先匀一袋。他自己的事都好，不用操心。
念完了，我把信纸叠好还给祖母。她把信放回信封里，压平了信纸的折痕，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来。那个盒子我知道，是装茶叶的，圆圆的，盖子上印着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花。祖母打开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封信，都是牛皮纸信封，边角都磨了毛。她把新来的这一封放进去，盖好盖子，又塞回枕头底下。
“奶奶，”我说，“你不让我妈也听听？”
“你妈知道了，”祖母说，“信是邮递员先送的村部，你妈下午就知道了。她让你爷爷捎话回来，说明天去买布。”
“那我爹什么时候回来？”
祖母没有马上回答。她把煤油灯端起来，搁到窗台上，然后看着窗纸外面——雨还在下，窗纸上映着一片流动的水光，像有一整条河从窗外淌过。
“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她说。
我回到自己被窝里，却睡不着了。雨声太大了，把整个院子的安静都淹了。我翻来覆去地听着屋顶的响动，听雨从瓦缝渗进天沟里汇聚成流，沿着屋檐的滴水口落下去。棉被下面的汤婆子慢慢凉了，我把脚蜷起来缩在膝盖底下，用身子暖着脚踝。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堂屋那边有动静。门被推开了，雨水灌进来的声音一下子大了，然后又关了，闷住了。有人在拍身上的水，拍了好几拍，然后是一串湿漉漉的脚步声，从堂屋走进灶间。
我竖起耳朵。
灶间亮起一盏灯，比煤油灯暗，是一支蜡烛。烛光从门缝里透进来一小条，在地砖上切出一道细细的黄线。
我爬起来，推开房门走出去。堂屋里黑漆漆的，灶间的门虚掩着，我凑过去从门缝里看——母亲坐在灶前的矮凳上，头发是湿的，肩膀上的衣裳颜色深了一大片。她面前的地上搁着一只布口袋，口扎着，鼓鼓囊囊的。她正在解袋口的绳子，手被冻得不太灵活，解了好几下才解开。
袋子里是米。白花花的米，在烛光底下微微发亮。
母亲抓了一把米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米放回去，扎紧袋口。她没有马上站起来，只是坐在矮凳上，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低着头，像是喘了一口气，又像是把什么东西咽回去了。
烛芯爆了一个灯花，“啪”的一声，很轻。
“妈。”我在门外喊了一声。
她抬起头，看见我站在门缝里。她的脸被烛光映得一半亮一半暗，分不清哪一半是干的、哪一半是水。
“怎么不睡？”
“雨太大了。”
她站起来，走到门边拉开门，手背碰了碰我的额头，是凉的。“回去睡，”她说，“明天还要上学。”
我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把米袋拎起来，往米缸那边走了。米缸是陶的，半人高，缸口上压着一块木板。她掀开木板，把米倒进去，白米顺着布袋倾泻出来，哗啦哗啦的声音在雨夜里格外清脆——比雨水打在瓦上的声音轻一些，但更密，像春天第一批芽从土里拱出来的那一瞬。
米倒完了。她把空布袋折好，塞进灶台底下的柴堆里。然后她吹了蜡烛，灶间黑下去了。
我回到床上，把被子裹紧。雨还在下，但好像比刚才小了一点。我不知道那一袋米是母亲什么时候去买的，又是从谁家借的自行车从镇上驮回来的。她穿着雨衣，骑了几里路，驮着三十斤米，在黑漆漆的雨夜里赶回家。她不识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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