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有枣的年糕我终究还是吃了。大年初一清早，我蹲在灶台边，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往嘴里送，枣已经绵软得不成形了，甜味也淡，被糯米吸走了大半，但枣核落在掌心里的时候，我忽然舍不得丢掉。我去东屋的抽屉里翻出一张糖纸——是上个月小姑结婚带回的喜糖，粉色底子上印着一朵水红色牡丹——把枣核仔仔细细包好，塞进了枕头底下。
枕头旁边还塞着另一样东西：汤婆子。它是凉的。
棉被掀开的一瞬间，冷空气像一盆水泼在脸上。我把棉袄、棉裤、袜子、棉鞋一一穿上，每穿一件都觉得笨重了一分，等全部穿完，整个人像一只裹了三层棉絮的粽子，走路的时候胳膊和腿都在跟布料打架。我拖着这身壳子走到堂屋，看见父亲蹲在院子里，背对着门，正对着一辆倒扣在地上的自行车。
永久牌，黑色，大梁上缠着一圈一圈的绿胶带——那是去年秋天父亲载我去镇上打预防针时，我坐在大梁上，脚后跟蹭掉的漆，父亲用胶带一条一条补上去的。绿胶带缠得整整齐齐，像竹节上的箍。
父亲的手指正在勾那根链条。链条从齿轮上滑脱了，耷拉下来，像一条松了的表链。他用食指和中指夹起链条的一截，往齿轮上套，套了两下没咬住，链条又滑下来，啪地打在车架上，发出一声脆响。他没叹气，也没拍手，只是换了个姿势——单膝跪地，左手扶住齿轮，右手把链条重新提起来，这一次他先用拇指把链条压进齿槽里，然后慢慢转动脚踏板，链条一节一节啮合上去，发出细密的咔咔声，像老鼠在啃木箱。
我站在门槛上，没有过去。
父亲和我不算亲。他在镇上的农机站干活，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有时候回来已经过了半夜，我早睡了；有时候他天不亮就走，我还没醒。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他的背影——永远是背影，肩上搭着一个军绿色帆布包，包里鼓鼓囊囊不知装了什么，可能是扳手和螺丝刀，也可能是给我买的桃酥，回来的时候从包里掏出来，油纸已经洇出一片深色的圆。
但这一刻，他蹲在院子里修车，我看得见他的侧脸。下巴上有青色的胡茬，两天没刮了，鼻尖冻得发红，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扑在车架上又散开。他没有戴手套，手指头被寒风吹得僵硬，捏链条的时候指节泛白，松开的时候又猛地泛红。那双手很大，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油泥——和祖母的手完全不一样。祖母的手是软的、白的、带着面粉香气的；父亲的手是硬的、黑的、带着铁锈和机油味道的。
链条终于上好了。他转了转脚踏板，后轮跟着空转起来，发出嗡嗡的、均匀的声响，像蜜蜂在玻璃瓶里飞。他站起来，用手背蹭了一下额头——其实额头没有汗，但那个动作好像已经成了习惯。然后他跨上自行车，在院子里骑了一圈，试了试刹车和车铃。车铃的声音是最先响起来的——“叮铃”——那么脆，那么亮，一下子穿过了院子里的冷空气，把晾衣绳上几只发呆的麻雀惊得扑棱棱飞起来，黑点一样地散进灰白色的天空里去了。
我还在门槛上站着。
父亲骑到我面前停下来，一只脚撑在地上，低头看了我一眼。他说：“吃了吗？”我说吃了。他又看了看我的棉袄，说：“袖子长了。”我低头一看，袖口确实翻卷了两层，露出一截里面的旧毛衣，是豆绿色的，拆过好几回又织了好几回，毛线已经起球了。父亲没说别的，伸手把袖口替我捋平了，手掌擦过我的手腕——是冷的，但冷里面有一点点烫，像是刚刚修车时摩擦出来的体温。
“走了。”他说。
他调转车头，推出院门，左脚踩上脚踏板，右腿从后面一摆跨上座垫。我看着他骑出巷口，后座空着，捆了一袋花生和一壶散酒——那是母亲头天晚上装好的，用红布条系在车架上。他拐弯的时候偏了一下身子，车铃又响了一声，好像是跟谁打招呼，又好像只是车把不小心碰了一下。然后他消失在巷口那棵老槐树的后面，连人带车带那一袋花生，一起被树干吞进去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风从巷子深处灌进来，吹得裤管鼓起来又瘪下去。母亲在屋里喊我：“明月，把门关上。”我没有动。车铃声好像还在耳朵里，一圈一圈地响，像石子扔进井里之后，水波散开又散开，一直碰到井壁才停下来。
那天傍晚，父亲回来得很早。我趴在窗台上看——他的车铃先到，隔了几秒钟人才拐过巷口。后座上那袋花生没有了，散酒也没有了，车架上多了一包东西，用报纸裹着，方方正正，鼓鼓的。他支好车，把报纸包解下来，递给从屋里迎出去的母亲。
“给明月的。”他说。
母亲拆开报纸，里面是一双棉鞋。灯芯绒面子，枣红色，鞋口镶了一圈雪白的毛边。我穿上试了试，不大不小，刚好合脚。鞋底是轮胎底做的，又厚又软，踩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母亲问我合不合适，我说合适。父亲站在门框里，没有进来，也没有说话。他看了我穿着新鞋在地上走了两圈，然后把帆布包从肩上卸下来，进屋去了。
那晚我穿着新棉鞋睡了，脚伸在被窝外面，怕蹭脏了鞋底不敢收回来。月光又照在砖地上，和除夕那晚一模一样。我摸了摸枕头底下的枣核，摸到了，硬硬的、小小的，像一粒冻硬的糖。
我忽然想起早上父亲修车时蹲在地上的样子。他蹲了那么久，膝盖一定很疼。
我把新棉鞋脱下来，整整齐齐摆在床前，鞋头朝着天亮的方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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