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往返成了那段时间的固定节拍。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我提着那只藤条箱子往车站走，周日傍晚再提着它坐回程的车回来。那只箱子在宿舍的床尾和家里的墙角之间来回移动，竹篾上的磨痕又多了一些，搭扣上的布条重新系过了两回。
天气越来越冷。县城街头的梧桐叶落尽了，白杨树的枝条在灰色的天空里裸露着，一根一根的线条清楚分明。宿舍的暖气片开始有了温度，摸着是烫的，手指贴上去久了得换一个地方。我把冬天的厚衣服从箱子里翻出来换上，袖子比去年略短了一截，但还能穿。
有一回周五回家的时候，路过镇口的打铁铺子，我停了一下。铺子的门关着，铁皮门板拉下来，上面用粉笔写着一行字："暂停营业，年后恢复。"字是白色的粉笔写的，笔画简单，没有落款。我在门口站了几秒，锤声不在了，门关着，从门缝里透不出一线火光。
回到家的时候弟弟正在院子里锯一截木头。他换了锯条，锯齿更细，锯出来的木屑是浅黄色的粉末，落在地上薄薄的一层。他锯了一会儿停下来看了一眼成品——是一块巴掌大的木板，边缘磨得光滑，厚度均匀。
"做什么？"我问。
"书架。你那边的书放不下了。"
他说的"你那边的"指的是我房间那张小书桌。上个月我回来的时候把几本从学校带回来的书靠在墙边，没有地方放。他看见了，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量好了尺寸，现在开始动手做了。我在旁边蹲下来看他继续锯下一块木料，锯条在木头上来回推拉的时候发出均匀的沙沙声，节奏不快不慢。他的手掌按在木料上，指节突出，小臂的肌肉随着推拉的动作起伏着。他比以前沉默了一些，安静地做着一件不需要被确认的事情。
书架做好之后架在了书桌旁边的墙上。弟弟用钉子把几块木板固定在墙面的木楔上，每一块都水平对齐了，表面用砂纸打磨过一遍，没有毛刺。他把书一本一本放上去的时候手很轻，像在放一样会碎的东西。书脊的排列顺序是按照高矮排的，高的在左边，矮的在右边，中间留了一小段空隙，正好放得下那盏窗台上的黄灯笼——他把灯笼也从窗台上挪过来了，搁在了书架的最右侧，和书本并排站着。
"这个放这里不会积灰。"他说。
我没有说谢谢。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需要回应，就像母亲往我碗里夹菜的时候不需要我说"谢谢"。那些动作本身就是答案。
冬天更深了一些之后，有次我回来发现杏树的枝条上多了一样东西——弟弟用铁丝绑了一小块旧布条在最低的那根枝丫上，布条在风里飘着，灰蓝色的，像一面很小的旗。他没有解释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也没有问。后来我注意到每逢有风的日子，那根布条就会动起来，指向风吹去的方向，像一个极简的风向标。他在用他的方式读着季节，用一根布条做着杏树还没有完成的事情。
县城的课业慢慢重了起来。数学的方程式、英语的语法、语文的文言文，知识点在逐周递增。我坐在教室里的时候经常走神——不一定是想家，而是想一些和功课无关的事。想起院子里那棵杏树在春天开花的密度，想起弟弟做书架的时候锯条的频率，想起父亲修自行车时蹲着的姿势。那些画面像底片一样印在脑子里，不需要刻意调用，它们自己就会浮上来。
有一天课间林月琴问我："你怎么老是看着窗外发呆？"
"在看树。"
"外面的树有什么好看的？"
"我在数它们什么时候发芽。"
林月琴也转头看了一眼窗外那些光秃秃的白杨，看了一会儿说："还早呢，起码过了年。"
过了年就快了。我在心里算着时间，春天的脚步正在那些白杨的枝干里慢慢地向上走着，只是现在还没有走到树皮外面。家里的杏树也一样，它的芽苞正在枝条的内部鼓着，被冬日的低温压着，但一直没有停止。那根布条在风里飘着，它知道风在往哪个方向吹，芽苞也知道。
十二月中的时候，期末考结束了。最后一科考完的那个下午，我走出教学楼，太阳已经偏西了，光斜斜地从楼缝里穿过来，在操场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我站在教学楼门口看了一会儿那片光，然后回宿舍收拾东西。藤条箱子里的东西比开学的时候多了一些——几本从图书馆借的书、一沓写满字的草稿纸、一双手套。我把它们整理好放进箱子里，盖上盖子，搭扣扣好。
回家那天下午父亲在村口等我。他骑着他那辆旧车，后座空着，车把上挂着一样东西——一只网兜，里面装着两只橘子。他看见我走过来，从车把上取下网兜递给我："在镇上买的。"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橘子黄澄澄的，皮上还带着绿色的蒂，凑近了能闻到一股清甜的果香。
我坐上后座，箱子搁在膝盖上，双手抱着。父亲蹬车的时候车身晃了一下，然后稳住了。车轮碾过土路的声音均匀而持续，链条转动的咔嗒声和很多年前一样，像一个一直在那里的老节拍器。风从侧面吹过来，灌进领口，凉飕飕的。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网兜——两只橘子隔着白色的网眼在暮色里微微晃动着，像两盏小灯。
到了巷口的时候父亲放慢了速度。我抬头看了一眼老槐树——它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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