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那天，弟弟起得比我还早。
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穿好了衣裳，背着那只军绿色的新书包坐在门槛上等我。书包里装着他的宝贝——半截铅笔、一块橡皮、那面印着蓝鸟的小圆镜子。镜子是他自己放进去的，他说上课的时候放在桌上，能照着黑板，黑板上的字映在镜子里是反的，他就能知道老师在写什么的时候哪个方向是对的。这个逻辑我没有纠正他，由着他去。
母亲给我做了新的午饭盒。一块干净的笼布，包了两个白面馒头和几块咸菜，打成一个小包袱系好，搁在书包最上面。她说馒头是昨晚新蒸的，咸菜是秋天新腌的萝卜条，脆生生的，咬一口咯吱响。我背上书包站起来的时候，祖母在里屋说了一句："走路看路，别跑。"我说知道了。
出门的时候天刚亮透，东边的云被日头烧成了浅橘色。路上已经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走了，有的背着布包，有的拎着塑料袋，还有的像我一样背着新书包。路两边稻田里的稻穗黄了，沉甸甸地低垂着，穗芒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金色。草叶上还挂着露水，走过去裤脚就湿了一圈，凉丝丝地贴着脚踝。
弟弟跟我并排走了一段，到村口的分岔路停下来。他要去村东头那间给刚入学的孩子上课的屋子，我继续往前走。我们在岔路口停了一下，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放学的时候你经过我这里吗？"我说经过，他又问："那你喊我一声，我们一起回去。"我说好。他点了点头，转身往东走了，步子迈得比平时大，新书包在他背后一颠一颠的。
新学期的教室换了，窗户比以前多了一扇，光线更亮。课本也是新的，封面上印着"二年级"三个字，我翻开第一课，是《小马过河》的故事，字我都认识，读起来顺畅极了。老师在讲台上问："谁愿意读第一段？"我举手了。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微微发抖，但声音没有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过去，整整齐齐的，没有读错一个。老师点了一下头，说："读得很好。"
坐下来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饱满的感觉。不是骄傲，是一种很实在的确认——我识字了，字认识我了，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再费力地互相辨认了。
秋天过得很快。教室窗外那棵梧桐树的叶子从绿变黄、从黄变褐，一天比一天落得多。课间的时候我们蹲在树底下捡落叶，夹在书里当书签。我的语文书里夹了五片，翻开的时候叶子啪地落出来一片，边缘干得脆了，一碰就碎。我把碎了的叶子碎屑吹掉，把那一片继续夹回去，让它和书页的墨香混在一起慢慢变干。
有一天放学回来，祖母把我叫到屋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只铁盒子，打开盖子，里面那些信已经码了好几层。她从最上面抽出一封，递给我。
"你爹上个月来的信，"她说，"你再给奶奶念念。"
我已经念过很多次了。每次父亲来信，祖母都会让我念一遍给她听。但这一次她把信递给我的时候，从铁盒子底下又抽出一张空白的草纸和半截铅笔，搁在我面前。
"你写一封回信，"她说，"给你爹。"
我愣了一下。以前都是祖母托村口的陈老先生写信的，老先生眼睛不好了之后就没再写了。父亲的信来了就收着，没有回过。
"我写？"
"你写，"祖母说，"你认字，就能写信。"
我拿起那半截铅笔，草纸铺在膝盖上。纸是粗糙的、发黄的，铅笔写在上面有轻微的阻力，沙沙地响。我握着笔想了很久——写什么？怎么写？开头要叫"父亲"还是"爸爸"？要不要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家里的杏子晒成干了，咸菜腌好了，黄瓜藤拔了，这些要不要告诉他？
我落笔了。先写"父亲您好"，这四个字写得很慢，笔画端端正正的，像在纸上刻出来的一样。然后写"家里都好"，写了这一句就顺了，像闸口被打开，后面的话自己流出来了——写了杏子今年结得多，晒了杏干留着过年吃；写了弟弟上学了，每天背着新书包去村东头的学堂；写了祖母身子骨还硬朗，每天都出去晒太阳；写了母亲腌的咸菜酸度正好，炒肉片的时候全家人吃了两碗饭。
写到最后，我停了一下。笔尖悬在草纸上方，那一小团墨迟迟没有落下去。然后我写了最后一句话：
"您什么时候回来？杏干给您留着呢。"
写完我把草纸拿起来吹了吹墨迹，等它干了叠好。叠的时候我折了三折，边角对齐了，压平折痕，递给祖母。祖母接过去翻开看了看，她不认字，但她的目光在那张纸上走了很长一段路，像在用自己的方式读它。最后她把纸折好，装进一只信封里，封口用米粒粘了，在信封正面写了地址。
"去邮局寄了。"她说。
我点点头。那天傍晚我拿着那封信走到村口的邮局——其实只是村部旁边一个小窗口，搁着几叠邮票和一只半旧的信箱。我把信封交给窗口里的那个人，他接过去看了看地址，盖上邮戳，丢进身后的麻袋里。信封落进麻袋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的"啪"，像一片树叶落进了积满枯叶的坑里。
我站在窗口外面看着那只麻袋。信在袋子里面了，和别人的信挤在一起，明天就会坐上镇上的邮车，后天到县里，大后天也许就到父亲所在的镇上了。他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从邮递员手里接过这封信，拆开，看到草纸上那些端端正正的字。字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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