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样报在课本里夹了两个月之后,又一封信寄到了传达室。
信封是牛皮纸的,比上次那只大一些,右下角印着红色字头的编辑部地址。我拆开的时候发现里面除了样报,还有一张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笺,信很短:"来稿已收,拟刊于下月副刊。如有新作欢迎继续投稿。编辑。"
那封信笺上的字是机器打出来的,整齐划一,没有手写的温度。但我读了三遍。"新作欢迎继续投稿"——那行字比样报上的铅字更让我反复看。它是一扇被推开了一条缝的门,门缝里透过来的光说:这里可以走,这里还有路。
我开始在写完作业之后多留出一段时间坐在书桌前。不写作业的时候就在纸边记一些零碎的东西——有时候是一段对话的片段,有时候是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句子,有时候只是几个词。那些碎片积了一小摞,有的写在作业本的边缝里,有的写在草纸的反面,字迹凌乱,只有我自己能看懂。但它们拼在一起的时候,渐渐有了一些轮廓。
那些日子我写的都是小东西——放学路上遇见的事、院子里发生的变化、邻居家那只猫在墙头上走过的样子。每一篇都很短,两三百字,像一个正在练习走路的初学者在扶着墙慢慢往前挪。写完我就抄一份,抄在干净的白纸上,留出天头和地脚,题目写在第一行的正中间,像报纸上的格式一样。然后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镇上的邮筒。
寄出的信大多没有回音。偶尔收到一张样报,或者一张打字机打的短笺。那些短笺我没有扔掉,叠好放在抽屉里,和那张最早的样报放在一起。它们证明了一些事情:有人在另一头收到了我的字,读了,选了其中一篇放进版面里。那个人不认识我,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坐在哪张桌子前面写那些东西,但他读了我的字,然后说"可以"。
有一天弟弟放学回来推门进屋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只牛皮纸的档案袋,边角磨得发白,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我的名字和学校的地址。他把那只袋子放在我的书桌上,说:"传达室给的,我看上面写着你名字就带回来了。"
那只袋子比以往任何来信都厚。拆开封口的时候里面滑出一张硬纸板——印着省里一家文学刊物的名头,下面是一封用钢笔写的手写信,字迹流畅而紧凑,信写满了整整两页纸。编辑在信里说我的那篇关于黄昏的小稿子被选中了,拟用于下一期的"新人新作"栏目。然后有一段话我读了好几遍:"你写黄昏的视角和你的年纪不太像,不是那种少年人常见的抒情,是看清楚了才落笔的。这是好事。保持这种方式。"
我把那两页信笺摊在桌上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是那种少年人常见的抒情"——这句话像一把钥匙,轻轻转了一下,打开了一扇我之前没有发现的门。我以前只是凭直觉在写,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落笔。现在有人用语言告诉了我那个直觉是什么——是"看清楚了才落笔",是不急着抒情,是把东西放在那里让它自己说话。
那天傍晚我坐在门槛上看完了信的第二遍,然后把信纸叠好放回档案袋里。弟弟正在院子里擦车,擦到车把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见我手里攥着一只厚信封,问:"又有好消息了?"
"嗯。"
他继续低头擦车,擦了两下又抬头:"省里的?"
"省里的。"
他没有再问,但他擦车把的时候比刚才用力了一些,像是要把每一处角落都擦到发亮。
秋天又深了一些的时候,我开始在周末去镇上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在一栋旧楼的二层,房间不大,书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书脊上的字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无数条正在等待被阅读的脊背。我在那里借的第一本书是一本薄薄的诗集,封面磨损了,借阅卡上写着四五个人名,日期从三年前开始。我把那本书带回家读了整个周末,读到某一页的时候看见有人用铅笔在页边画了一道浅浅的线,线旁边写了一个小小的"好"字,笔迹清秀,墨水褪成了淡蓝色。
那个"好"字是另一个读者留下的。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长什么样子、坐在哪里读完了同一首诗。但他在同一页的同一个句子上停了一下,和我停在了同一个地方,然后他拿出笔写了一个字。我在多年之后看见那个字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是唯一一个在那些句子面前停下脚步的人。那条路走过的不止我一个,只是我们经过的时间错开了,留下的记号在纸上隔着几年互相碰了一下。
我把那本书还回去的时候,在借阅卡上填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我的名字排在第五个,跟在前四个人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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