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村部。
那天下午父亲正好在家，传话的人托他带回来的。那只信封比高中录取时的信封厚一些，纸面更挺括，校名印在左上角，红字，端正的印刷体。父亲回来的时候手里握着那只信封，没有拆开，也没有提前看。他穿过院子，走到堂屋门口，把信封递到我手里。
"来了，"他说，"你打开看看。"
我拆开信封的时候指尖沾了一点封口的浆糊，纸面翻开的时候发出纸张与纸张分离时细微的撕扯声。里面的录取通知书是浅米色的，格式和高中那张相似，措辞更正式一些，楷体字列着："经审核，你已被我校录取于中国语言文学系。"我在那行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把整张纸看完了。纸张边角被我的手攥着，微微发皱。
弟弟从院子里走进来，手里还握着一把凿子。他凑近看了一眼那张纸，没有伸手接，看了一会儿问："哪个城市？"
我说了个地名。那是一座比县城远得多的城市，坐火车要一天一夜。弟弟听完之后把凿子换到另一只手里，沉默了一下，说："那以后回来就少了。"
"寒暑假回来。"
他点了点头。他把凿子放回工具箱里，然后走到院子里，在杏树底下站了一会儿。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站着，像是让这个消息在树荫里落一下。
那天下午我坐在书桌前把通知书又看了两遍。第一遍看的是内容，第二遍看的是格式——标题、正文、落款、日期。每一个部分都排列得规规整整的，像一条已经被铺好的路。我把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搁在书桌上。信封和桌面上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弟弟的那把小木刀、窗台上的黄灯笼——它们是同一个小世界里的不同端点，被并列放进了同一帧画面里。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多炒了两个菜。饭桌上父亲问了一句学校在哪个方向，我说了城市的位置，他大概在地图上估算了一下距离，然后说："那地方冬天冷，你要多带厚衣服。"母亲说被子要多弹一床，弟弟说可以帮他做一个书架带过去。他们各自用一种具体的方式在应对着一件抽象的事——距离、路途、分开。他们的回应都是一些可以着手去做的事情，像在把未来的空缺填上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几天之后，弟弟开始做一个书架。他这次做的比家里那个小一些，约莫两尺宽，三层的，木料选的是轻的桐木，刨光之后刷了一层清漆。他做的时候比平时更安静，凿榫眼的时候凿子每次落下去都敲得准，像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连接处的细节上，好让它在接合的时候不会松动。书架做好之后他拿砂纸把边角又打磨了一遍，然后放在窗台上晾着，等他上学前一起带走。
离出发还有一周的时候，我开始整理行李。藤条箱子打开了搁在床边，衣物、书、笔记本、文具盒一样一样地叠放进箱底。弟弟的那罐杏干我用一块干净的布包了，塞在箱子的最边角，用衣物卡住了不让它滚动。那把小木刀也放进了文具盒里，笔盒里插着一支新削好的铅笔。
临出发前一天傍晚，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杏树在暮色里立着，叶子还是绿的，但边缘有了微微的焦黄，是夏末秋初的讯号。枝上还挂着零星几颗晚熟的杏子，黄澄澄的，弟弟说特意留的，等我走之前摘下来吃。那几颗杏子在渐暗的天色里显得格外明亮，像几盏小灯悬在枝叶间。
弟弟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只碗，碗里放着那几颗杏子。他已经摘下来了，洗过了，水珠还挂在杏皮表面。他把碗递给我，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
我拿起一颗杏子咬了一口。熟透了的杏子果肉绵软，甜在嘴里化开的速度很快，几乎不需要咀嚼。汁水沿着指缝流下来，我拿手背擦了擦。那几颗杏子我一口气吃完了，吃完的时候暮色已经变成了一种深蓝和橘红混合的颜色，天边的云层边缘镶着一线暗金色的光。
"明年还会结。"弟弟说。
"我知道。"
"你到时候可能回不来。"
"杏干寄给我就行。"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是微微的、短促的，只有嘴角弯了一下就收回来了。在那个暮色里的停顿中，我隐约觉得我们都在把自己的位置从院子里更深入的时间推远了一小步。未来还隔着大半年的光景，但那个杏干寄往的方向已经被确定了——他寄，我收，继续通过一只布袋子传递着那个院子里的产出，直到慢慢过渡成一种更稳定的交通节奏。
那天晚上收拾完最后的行李，我坐在床沿上看了一圈房间。书桌、书架、窗台、墙角——那些我住了十年的家具和物件，它们的位置和轮廓我已经不需要看就能在脑子里画出来。窗台上那只黄灯笼还在，书架上的书排着队，墙上贴着那些写了好词的白纸，纸已经泛黄了，边角的浆糊干了，翘起了一角。
我走过去把那一角的纸重新按平了。浆糊已经干透了，黏不回去了，我的手压了一会儿松开，纸角又翘起来了。我没有再管它，收回了手。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父亲就帮我把藤条箱子拎到了门口。他弯腰的时候比前几年更慢了一些，腰部的弧度比以前多停留了一两秒才直起来。那几秒的延迟很轻，但我注意到了。他在门口站定之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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