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落尽后的寂静，往往比喧嚣更具有侵蚀性。
宾客散去，那套两百平米的豪宅迅速冷却下来。保姆像是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幽灵，无声地清理着地毯上的酒渍和蛋糕屑。谢金城的妻子抱着熟睡的孩子回了主卧，关门的声音轻得像是一声叹息，将这间屋子里的“家庭属性”和“社交属性”彻底切割开来。
只剩下我们两个。
谢金城松了松领带，那种精致的温莎结被扯歪了，露出一点疲惫的脖颈。
“去书房坐坐？”他提议。
他的书房是一座微缩的万神殿。四壁是胡桃木的书架，摆满了大部头的精装原版书——《国富论》、《基业长青》、还有各种关于并购与重组的法典。这些书脊挺括，没有一丝折痕，它们不是用来读的，是用来构建一种名为“精英”的景观。
空气里弥漫着雪茄和陈旧纸张的味道。
他拉开一把赫尔曼·米勒的人体工学椅示意我坐下，自己则靠在宽大的红木书桌旁，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烟盒。
“这里能抽烟，装了新风系统。”他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原本紧绷的肩背线条在那一刻才真正垮塌下来，显露出一丝属于“人”的软弱。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抽了一会儿烟。烟雾缭绕上升，然后迅速被头顶那个隐形的换气口吞噬。就像那些年我们在出租屋里的抱怨和梦想，还没来得及落地，就被生活的排风扇抽得一干二净。
“前阵子搬家，翻出个东西。”
谢金城突然转过身，拉开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那个抽屉里没有文件，只有一些杂乱的旧物。他伸手在里面掏了掏，拿出一个黑色的塑料小圆筒。
是一个胶卷。柯达的，包装纸已经微微泛黄。
“那几年用的那个傻瓜相机，坏了之后一直扔在箱底。这卷胶卷好像还在里面，一直没洗。”他把那个小圆筒随手抛给我，动作随意得像是在丢弃一个用完的打火机，“送你吧。那时候都是你给我拍，我也忘了里面有什么，就当个念想。”
我接住那个胶卷。
塑料外壳冰凉，带着硬度。它躺在我的手心里，轻得像一颗子弹。
这是一枚时间的胶囊。它封存着那三两年的光线、灰尘和我们贫穷的呼吸。现在，谢金城把它像切除阑尾一样切除了，然后大方地赠予我这个唯一的见证人。
“行。”我把它揣进兜里，指尖触碰到那冰凉的圆柱体，“那我拿走了。”
“拿走吧。”他掐灭了烟，眼神有些放空，“留在我这儿，早晚也是个丢。”
离开的时候，他坚持送我到电梯口。
电梯门缓缓合上，逐渐吞没了他那张保养得宜、写满成功的脸。在最后一丝缝隙闭合前，我看见他转身走向那扇巨大的落地窗，背影与这座城市的辉煌融为一体。
他安全了。他彻底剔除了最后的隐患。
回到我那个位于老破小的单身公寓，我没有开灯。
我翻出了那套简易的显影设备——这是我保留的少数几个文青习气之一。
卫生间变成了临时的暗房。红色的安全灯亮起，将狭小的空间染成一种类似子宫般粘稠的血色。
我把胶卷从暗盒里抽出来，缠上片轴，浸入显影液。
药水散发着一种刺鼻的酸味。我摇晃着罐子，听着液体撞击的声音，像是在摇晃一段被液化的记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显影、定影、水洗。
当我把湿漉漉的底片挂起来，用放大镜去检视那些影像时，我感觉浑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
底片是反色的。黑即是白，白即是黑。
但在那颠倒的光影里，我认出了那些画面。
谢金城说谎了。或者说，他的记忆欺骗了他。
这卷胶卷里，没有一张是他。
第一张，是一个人的背影。穿着起球的灰色毛衣，正蹲在那个漏水的脸盆前洗衣服。那是我的背影。
第二张，是一个人的侧脸。趴在满是油渍的小餐桌上，手里握着笔在改方案，眉头紧锁。那是我的侧脸。
第三张，是一只手。特写。那只手正拿着创可贴，笨拙地想要撕开。背景是谢金城那条摔破了皮的腿。
第四张、第五张、第六张……
全是林知序。
做饭的林知序，发呆的林知序，在阳台上抽烟的林知序，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撮头发的林知序。
这些照片的构图极其刁钻，带着一种近乎贪婪的窥视感。
那种视角，不是朋友，不是兄弟，甚至不是室友。
那是一个深陷泥沼的人，在仰望他唯一的一根浮木；或者是一个即将逃亡的罪犯，在最后一次深情地凝视他的故乡。
每一张照片都在无声地尖叫。
那是被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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