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意思传至内阁与大都督府，朝野上下，无人有异议，更无人敢有异议。
在一位胸怀开拓寰宇之志、又牢牢执掌绝对力量的帝王手中，大明的体制就决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一言九鼎，无人能掣肘，更无人敢掣肘。
为何中国历史上，凡以文臣集团为主导的朝代，皆偏向守成，对对外战争避之唯恐不及？
宋朝自不必说，往前数，魏晋南北朝、隋唐以降，只要文官集团把持朝堂中枢，提及开战便一片哗然反对，宁可输送岁币、**求和、闭关自守，也不愿轻易动刀兵。
是文人天生懦弱吗？
不，其实是文人变了。
汉唐盛世，文人多出身世家豪强。他们不单单是读书人，更是世家子弟，他们有自己的部曲，有自己的庄园，有世代相传的武学传统。
诸葛亮躬耕南阳，看似隐逸，一出山便能统帅三军，六出祁山，打得司马懿龟缩不出、不敢应战；
周瑜更不用说，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是儒者，更是运筹帷幄的三军主帅。
陆逊火烧连营、杜预平定东吴、谢玄淝水破敌……哪一个不是既能吟诗作赋、论道经邦，又能披甲持兵、纵横沙场？
那时候的文人崇尚的是“修齐治平”，是“内圣外王”，但从不轻视武功。
他们读书明礼，亦习武强身；他们坐而论道，亦卧而论兵。
佩剑更是标配，李白自谓“十五好剑术，击剑为任侠”，腰间长剑随他仗剑天涯；杜甫亦有“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之勇，弯弓射禽不在话下，都是真能动手的。
那时候的文人佩剑，可不只是风雅，更是一种守护的担当。
他们心中有强烈的民族大义，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情，对他们来说，文武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而真正让天下风骨、文人精神彻底转向的，是五代十国那段漫长而黑暗的大乱世。
百年战火，礼崩乐坏，纲纪荡然无存。
君不君、臣不臣、将不将、兵不兵，“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成了常态。
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更迭五朝、八姓十四帝，皇位如走马灯般轮换。
那些骄兵悍将，今日可拥立你为帝，明日便可举刀弑主，毫无忠诚可言。
文人在这乱世之中，更是命如草芥。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昔日高门子弟、饱学之士，今日或被屠戮于市井，或流落为奴为婢，尊严扫地。
《旧五代史》里记着一句话：“安朝廷，定祸乱，直须**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
毛锥子，便是毛笔，便是文人，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文人有什么用？连自保都做不到。
冯道历仕四朝十帝，不是他不要脸，是那个时代，要脸的人都**。
也正是这场持续百年的浩劫，让后来的儒家思想，开始变得偏激，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
既然武人乱国、不可信任，那就彻底压制武人；
既然兵戈四起、天下糜烂，那就全力推崇文治，杜绝军功。
这种被恐惧催生出来的偏执，逐渐渗透到文人的骨子里，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潜意识。
他们见过武人乱国的恐怖，见过天下糜烂的绝望，所以在重新掌握话语权之后，才会不遗余力地压制武将、防范武将、削弱武将。
他们宁可天下孱弱、疆域萎缩，也绝不愿再看到武人坐大、战火重燃的局面。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文人的思想慢慢变了，儒家的理念也慢慢变了。
由汉唐的“刚健有为”，渐转为宋明的“内敛守成”；
由“兼济天下”的豪情，退化为“独善其身”的谨慎；
由“华夷之辨”的凛然，弱化为“息事宁人”的妥协。
到了宋代，文人的形象已经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书生。
他们皓首穷经，他们吟风弄月，但他们不识五谷，不知兵事。
苏东坡那样能写“大江东去”的人，已经是凤**麟角；大多数文人，连马都骑不稳，更别说上阵杀敌。
他们对战争的理解，来自兵书，来自史书，来自想象，然后
【当前章节不完整】
【阅读完整章节请前往原站】
【ggd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