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塘唐楼的天台，1986年9月的夜风带着初秋的凉意。周星星蹲在水泥护栏边，手里握着一罐冰啤酒，看着下面九龙城寨那片低矮、拥挤、在夜色中亮着零星灯火的屋顶。远处，中环的摩天大楼灯火通明，像另一个世界。
“你就打算在这儿拍？”
黄少泽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他走上天台，手里也拿着一罐啤酒，身上那件卡其色风衣有些皱，脸上是长途飞行后的疲惫。他从洛杉矶回来，二十小时的飞机，落地就被周星星的电话叫到这里。
“这里便宜。”周星星没回头，“一个月租金三千，包水电。天台够大，能搭两三个景。楼下就是九龙城寨，群众演员有的是，一天五十块，管饭就行。”
黄少泽走到他旁边，靠在护栏上，打开啤酒喝了一口。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看着同一片夜色。
“剧本我看了。”黄少泽说，“你写的？”
“嗯。”
“太狠了。”黄少泽转过头看着他，“阿星，你父亲那件事……真要这么拍？用真名，真时间，真地点？连苏文山的名字都不改？”
“不改。”周星星也喝了口酒，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改了就假了。假的戏，我不拍。”
“可这会要命的。”黄少泽的声音很轻，“苏文山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你拍这部戏，等于公开宣战。他在香港电影圈经营三十年，门生故旧遍布，一句话就能让你这部戏拍不下去，上映不了，甚至……让你在香港待不下去。”
“我知道。”周星星说，“但这部戏，我非拍不可。拍不了，我就在这儿播。在九龙城寨的录像厅里播，在街边的电视上播，在一切能播的地方播。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二十年前，有个人因为不肯做危险动作，被人在威亚上动了手脚，从三楼摔下来，死了。死了，就没人记得了。但电影记得，胶片记得，看过的眼睛记得。”
黄少泽沉默。他盯着周星星的侧脸，看着那双在夜色中亮得异常的眼睛。三个月前，这个人还在拍《街头霸王》，在镜头前夸张地搞笑，在庆功宴上得体地微笑。现在，他蹲在九龙城寨的天台，说要拍一部可能毁掉自己、也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的电影。
“为什么找我？”黄少泽问。
“因为你会拍。”周星星转头，看着他，“你会拍真的东西。拍《喜剧之王》的时候，你教我‘藏’比‘露’更有力。这部戏，我要的就是‘藏’——把恨藏在平静里，把痛藏在日常里，把真相藏在细节里。你会拍这种东西。”
“可我凭什么帮你？”黄少泽笑了，那笑很苦，“我父亲的公司刚缓过来，我回去接手，拍了两部商业片，赚了点钱，总算没让家族破产。现在我接你这戏，等于跟苏文山、跟整个香港电影圈作对。我好不容易站稳，你要我再摔一次？”
“不是帮我。”周星星站起来，走到天台中央，那里用粉笔画了几个方框，是想象中的布景位置，“是帮你自己。黄少泽，你还记得拍《飞向无垠》的时候吗？你说你想拍一部‘真的’电影，结果票房扑街，被人骂成疯子。后来你再也不敢拍‘真’的，只敢拍‘对’的。你甘心吗？”
黄少泽的手紧了紧。他没说话。
“我不甘心。”周星星转过身，看着他，“拍《街头霸王》的时候，我每天收工回到酒店，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觉得陌生。那个在镜头前夸张搞笑的周星星，是我吗？是，也不是。是我演出来的，是市场要的，是观众期待的。但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真的东西。哪怕真的东西很丑，很疼，没人看，但那是真的。”
他走回黄少泽面前：
“你父亲的公司缓过来了，恭喜。但你这辈子，就只想拍商业片赚钱吗？就不想拍一部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电影、对得起……那些被遗忘的人的电影吗？”
天台风大，吹起周星星额前的头发。他眼睛里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光，让黄少泽想起第一次在清水湾片场见到他时——那个穿着破戏服、蹲在角落啃冷馒头、但眼神亮得像要烧起来的龙套演员。三个月，他红了，有钱了，有名了，但眼里的那团火，还没灭。
“这部戏，”黄少泽终于开口，“你打算怎么拍？多少钱？多长时间？多少人？”
“剧本八十页，大概能剪成九十分钟。预算二十万，我出十万，林月在北京拉了五万，还差五万。拍摄时间，一个月。演员，除了我，全用新人，或者真正的武行。场景，就这儿，九龙城寨，邵氏的老片场，还有几个实景。设备，用最便宜的16毫米胶片，能省就省。工作人员，阿成、阿美、阿强他们愿意来，就一起。不愿意，我再找人。”
“二十万拍一部电影？”黄少泽笑了，“阿星，你疯了。现在香港拍电影，没有一百万下不来。二十万，连灯光都不够。”
“那就不要那么多灯。”周星星说，“用自然光，用蜡烛，用路灯。黄少泽，你记得吴镇说过什么吗？穷，是创作最好的老师。我们穷，就拍穷的电影。真实的穷，真实的简陋，真实地……讲述一个关于贫穷、关于不公、关于死亡的故事。”
黄少泽沉默了。他喝完最后一口啤酒，把易拉罐捏扁，扔进角落的垃圾桶。然后，他走到天台边缘，看着下面那片黑暗中的城寨。那里有无数个像周星星父亲一样的人，在底层挣扎，在片场卖命，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活着，然后死去。
“剧本给我看看。”他说。
周星星从背包里掏出一沓打印纸，递过去。黄少泽借着天台的灯光，快速翻看。剧本很粗糙，有涂改，有手写的注释，但字里行间有种粗粝的力量。他翻到最后一页，是周星星手写的一句话：
“献给我的父亲周振华，和所有在片场死去、但无人记得的武行。电影记得你们。”
黄少泽合上剧本，深吸一口气：
“还差五万，我出。但有个条件。”
“你说。”
“这部电影，不能署我的名。”黄少泽看着他，“导演是你，监制是我。但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任何公开资料里。苏文山那边，我来应付，但明面上，我和你没关系。这是我的底线。”
周星星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点头：
“好。谢谢你，黄导。”
“别谢我。”黄少泽把剧本还给他，“我是为了自己。拍完这部戏，不管成不成，我都能对自己说——我黄少泽，这辈子拍过一部对得起的电影。这就够了。”
他看了看表：
“现在凌晨两点。给你三天时间，把分镜画出来，演员找齐，设备搞定。三天后，我来看。没问题，就开工。有问题，这五万我收回，当我没来过。”
“三天，够了。”周星星说。
“还有，”黄少泽顿了顿，“霞姐那边，你打算怎么处理？她现在到处找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你违约，说你忘恩负义，说要起诉你。”
“让她起诉。”周星星说，“《街头霸王》的对赌我赢了，该拿的钱我拿了。合约里没说我不能拍别的戏。她要告，我奉陪。但这部戏，我一定要拍。”
“她不会善罢甘休的。”黄少泽说，“她在圈里放话了，说谁敢接你这戏，以后别想在香港混。阿成、阿美他们，不一定敢来。”
“会来的。”周星星说，“因为他们是傻子。跟我一样的傻子。”
黄少泽笑了，那笑里有种认命的释然：
“行，那我也当一回傻子。三天后见。”
他转身，走下天台。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渐渐远去。周星星重新蹲回护栏边，看着下面的城寨。夜更深了，有些灯灭了，有些还亮着。那些亮着的窗户里，有多少人在为明天的生计发愁，有多少人在深夜里辗转反侧，有多少人像他父亲一样，曾经怀揣梦想，最后摔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要拍这部电影。用最笨的方式，最少的钱，最真的心。
*
三天后，清晨六点，九龙塘唐楼天台。
周星星站在天台中央，周围站了十几个人——阿成、阿美、阿强、阿福，还有几个生面孔，是黄少泽从北京电影学院找来的学生，刚毕业，没钱，但有热血。设备堆在角落：两台老旧的16毫米摄影机，几盏简易的钨丝灯，反光板，录音杆，还有一堆用胶带缠过的电线。
黄少泽准时出现。他穿着工装裤和旧T恤，手里拿着周星星画的分镜表，一页页翻看。分镜画得很潦草，但每个镜头的构图、运动、情绪，都标得很清楚。
“第一场，父亲在片场等工。”周星星指着天台一角，那里用粉笔画了个“邵氏片场”的标记，“要拍出他的饿，他的累，但他的眼睛是亮的。因为他有戏拍，有钱赚，能养家。镜头从远推到近，最后停在眼睛上。光，用清晨的自然光，冷一点，但要有一束侧光，打在眼睛上，像希望。”
“演员呢？”黄少泽问。
一个中年人走出来，五十多岁，皮肤黝黑，身材精瘦，是周星星从邵氏的老武行里找来的，叫老陈。他年轻时和周星星父亲一起跑过龙套，后来转行做场务，现在退休了。
“陈叔，麻烦你了。”周星星说。
“不麻烦。”老陈笑了，那笑很朴实，“能演振华，是我的福气。他当年……是个好人。”
“Action！”
摄影机转动。老陈——周振华——蹲在“片场”角落，手里拿着个冷馒头，小口小口地啃。他眼睛看着远处正在拍摄的热闹场景，眼神里有羡慕，有渴望，但更多的是专注——他在看那些演员怎么演，导演怎么导，在心里默默记笔记。然后，他笑了，很淡的笑，但眼睛亮了。
“Cut！”周星星喊，“过了。陈叔，演得好。”
老陈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我就是……想起了以前。我们那会儿，也是这样，蹲在角落，看别人拍戏，心里想着，哪天我也能上去演一回，该多好。”
周星星的喉咙发紧。他点点头，转身去看监视器。黄少泽已经在看了，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说：
“这条，可以。但阿星，我要提醒你——这部戏的节奏，不能太快。要慢，要让观众跟着你父亲的呼吸，感受他的饿，他的累，他的希望。太赶，就变成煽情了。”
“明白。”周星星说，“下一场，父亲和威亚师傅吵架。”
这场戏的演员，是周星星从街头找来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以前在邵氏做威亚，后来因为一次事故被开除，现在在庙街摆摊修鞋。周星星找到他时，他正在给人补一双破旧的皮鞋，听了来意，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给我五百块，我演。”
“Action！”
老陈——周振华——走到威亚架前，检查设备。他摸了摸绳索，皱了皱眉，转身对威亚师傅说：
“强哥，这绳子磨损了，得换。不然要出事。”
威亚师傅——修鞋老头——正在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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