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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 13 章

小说:

我在1937当“先知”

作者:

窝里乖乖

分类:

现代言情

沈擎苍提议编写教材的第二天,林晏在文书室的油灯下摊开了第一张纸。

笔尖悬在纸上,他发现自己竟不知从何写起。2026年那些系统化的军事理论、情报分析框架、战术推演模型,在这个只有纸笔和实战经验的1937年,像一座无法搬运的大山。

“林干事,”□□端着热水进来,看见桌上空白的纸,“要写什么重要文件吗?”

“教材。”林晏揉了揉太阳穴,“教大家怎么更聪明地打仗。”

“那……从哪儿开始呢?”少年放下水壶,好奇地问。

这个问题让林晏愣住了。从哪儿开始?从最基础的观察记录?从情报分析原理?还是从具体的战术案例?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试图把2026年的体系完整地搬过来,却忘了这个时代的接受能力和现实条件。

“小川,”林晏问,“如果你是刚入伍的战士,最想学什么?”

□□认真地想了想:“怎么不被鬼子发现。怎么看懂地图。怎么传信儿不传错。”

简单,直接,关乎生死。

林晏茅塞顿开。教材不应该是一本理论著作,应该是一本“战场生存手册”。每一页都要能救命。

“谢谢。”他重新铺开纸,写下第一个标题:

《侦察兵三要三不要》

一要:观察细。看山看路看树,看烟看鸟看脚印。

二要:记录准。时间、地点、人数、武器,一个字不能错。

三要:传递快。看到听到,立刻报告,晚一刻要人命。

一不要:规律动。别总走老路,别总在同时。

二不要:显眼物。白皮肤藏好,亮东西收好。

三不要:轻信敌。鬼子也会骗,情报要验证。

短短六条,林晏写了整整一上午。每一条后面,他都加上一个真实案例——王家岭的火攻,杨庄的侦察,检查站的突袭。不是干巴巴的教条,是战友用血换来的教训。

写完后,他拿给沈擎苍看。

沈擎苍看了很久,手指在纸上轻轻敲着:“太简单了。”

林晏心里一紧。

“但就该这么简单。”沈擎苍抬起头,“战士认字不多,时间不多。能记住这六条,关键时刻就能活命。”

他拿起笔,在标题旁加了两个字:试行。

“先印五十份,发给各排。看看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再改。”

第一次印刷在连队引起了小轰动。

纸是边区造纸厂生产的草纸,墨是土法制作的黑色油墨。印刷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刻蜡版,油印。□□负责刻版,林晏校对,几个识字的女战士负责印刷和装订。

“林干事,”一个女战士边印边问,“这‘不要规律动’是啥意思?”

林晏想了想,指着窗外:“比如你每天这时候去挑水,鬼子观察几天,就知道这个时间该在这儿埋伏。所以挑水要有时早、有时晚、有时走这条路、有时走那条路。”

女战士恍然大悟:“原来连挑水都有讲究!”

这就是教材要的效果——把战术思维渗透到日常生活。

五十份油印小册子发下去后,反馈很快来了。

一排长说,有个战士按照“观察细”那条,发现鬼子巡逻队少了一个人,报告后一查,果然是鬼子设的埋伏。

二排长反映,“记录准”不好落实——很多战士不会写字,只能画符号,容易出错。

三排长提出新问题:“林干事,你这册子里说‘情报要验证’,可我们怎么验证?总不能每次都派两拨人去侦察吧?”

这些问题,林晏一一记下。教材不是写完就结束的,要在使用中不断修正、补充、完善。

第二版,他增加了图画版——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画了一个人影躲在树后观察,旁边写“要”;画一个白衣服的人站在山上,旁边写“不要”。虽然画得粗糙,但意思清楚。

他还设计了简易验证法:情报分三级——亲眼所见为一级,听可靠人说为二级,传言为三级。一级可直接行动,二级要再核实,三级仅供参考。

这些补充,林晏都先在小范围试用,收集反馈,再推广。

教材编写的过程,成了全连参与的学习过程。战士们开始有意识地讨论:今天侦察时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改进;哪个方法管用,哪个方法要调整。

林晏发现,很多战士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比他书本上的理论更实用。比如孙二虎提出的“听鸟识敌法”——鸟群突然飞起或安静,可能有人靠近。比如王石头发现的“脚印判断法”——新脚印的泥土湿度、踩踏深度,能判断经过时间和人数。

他一一记录下来,补充到教材里。教材不再是林晏一个人的作品,是全连智慧的结晶。

一个月后,团部派人来考察教材使用情况。

来的是团政治处的周干事——就是之前审查林晏身份的那位。这次他的态度温和多了。

“林晏同志,听说你们编了本小册子,效果不错?”周干事翻着已经翻得卷边的《侦察兵三要三不要》。

“还在试行,很多地方要改。”林晏实话实说。

周干事看完,推了推眼镜:“简单实用,适合推广。团部决定,在全团侦察部队试用。不过……”

他顿了顿:“内容要扩充。不能只讲侦察,要讲情报分析、战术决策、群众工作。要编一套完整的教材体系。”

这个任务比编小册子重十倍。但林晏没有推辞。

“需要什么支持?”周干事问。

“人。”林晏说,“我需要有实战经验的同志一起编写。还需要去各连队调研,了解实际需求。”

“批准。”周干事很干脆,“团部成立教材编写组,你任组长。成员你提名,我协调。”

教材编写组很快成立了。除了林晏,还有五人:老猫(侦察经验)、陈启明(文化水平高)、一个营部参谋(战术理论)、一个老地下党员(群众工作)、一个缴械投诚的原伪军军官(了解敌军)。

六个人,挤在一间土房里,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编写工作。

争议从一开始就存在。

老猫认为教材应该全是实战案例:“战士不听大道理,就听故事。哪次战斗怎么打的,为什么赢为什么输,讲清楚就行。”

营部参谋坚持要理论框架:“没有理论指导,经验就是散的。要总结规律,提炼原则。”

原伪军军官提出要从敌人角度思考:“要知道鬼子怎么想,才能对付他们。”

争论经常持续到深夜。油灯下,六张脸在昏黄的光线中显得疲惫而专注。桌上摊着地图、战斗记录、缴获的文件,还有写得密密麻麻的草稿。

林晏的角色是协调者——把实战经验系统化,把理论具体化,把多角度思考整合成一套可操作的方法。

最难的章节是《情报分析》。林晏想引入现代情报分析的基本框架: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分发。但怎么让1937年的战士理解这些概念?

他最终想到了一个比喻:情报就像打铁。

收集是找铁矿——要多方寻找,不能只靠一处。

处理是炼铁——要去掉杂质,留下有用的。

分析是打铁成器——要看出铁矿能打成什么,刀还是锄头。

分发是把铁器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要快,要准。

这个比喻得到了编写组的一致认可。老猫说:“这个好,打铁谁都懂。”

另一个难题是《群众工作》。老地下党员讲了很多实例:怎么和老乡打交道,怎么获取情报而不暴露,怎么在敌占区建立关系网。

但怎么把这些写成教材?群众工作没有固定套路,靠的是对人心的理解和时机的把握。

林晏提出了“三个原则”:安全第一(保护群众也保护自己)、将心比心(理解群众的处境和顾虑)、长期经营(关系要慢慢建立,不能急功近利)。

每一条原则下面,都配上真实案例。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付出了血的代价。

编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林晏发现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在加深——不是通过书本,是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经验。

三个月后,第一套完整教材的初稿完成了。

共五册:

一、《侦察基础》(林晏、老猫主编)

二、《情报分析》(林晏、陈启明主编)

三、《战术应用》(营部参谋主编)

四、《敌情研究》(原伪军军官主编)

五、《群众工作》(老地下党员主编)

每册都配有图画版、案例集、练习题。语言尽量简单,道理尽量实在。

初稿先在全团各连队试用,收集了三百多条反馈意见。有的说案例不够新,有的说练习题太难,有的说图画看不懂。

编写组又花了两个月修改。案例更新到最近的战斗,练习题重新设计,图画请真正的画家重画——虽然还是简陋,但至少能看清是什么。

定稿那天,团部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团长亲自到场,翻看着油印的教材,久久不语。

“林晏同志,”团长最终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林晏摇摇头。

“你在给这支军队建立‘记忆’。”团长说,“以前,一个好侦察兵牺牲了,他的经验就没了。现在,经验留在这书里,谁都能学。”

他拿起《侦察基础》,翻开第一页:“这上面写的每一个字,可能都是用命换来的。但以后,也许能少换几条命。”

这话让林晏感到肩上的重量。教材不是纸上的文字,是活生生的经验,是可能挽救的生命。

仪式结束后,沈擎苍找到林晏。

“累了吧?”沈擎苍问。

“还好。”林晏说。确实累,但充实。

“团长说的对,你在建立记忆。”沈擎苍看着远处操练的战士,“但记忆需要传承。教材编好了,还要有人教。”

“您是说……”

“团部决定,成立第一期侦察干部培训班。”沈擎苍说,“你是主讲□□。学员是各连选送的侦察骨干,培训一个月,回去再教其他人。”

林晏愣住了。教鹰眼小队是一回事,教全团的骨干是另一回事。

“我能行吗?”

“教材都能编,怎么不能教?”沈擎苍拍拍他的肩膀,“而且,你不是一个人教。编写组的其他同志都是□□,老猫教侦察实战,陈启明教文化课,各有分工。”

这倒是可行。林晏松了口气。

“培训班什么时候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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