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海的父亲有一个哥哥，忘海叫他大伯。大伯比父亲年长五岁，年轻时去了国外，在一家中资机构做技术顾问，一待就是大半辈子。他性格耿直，眼里揉不得沙子，和忘海的父亲一样温和，但比父亲多了一分不肯低头认命的倔强。他得罪了当地一个有权势的高官——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不肯在一份有问题的项目文件上签字。那高官托人来说过情，也派人威胁过，他都没松口。他说签了对不起良心。
后来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一场“意外”——一辆没有牌照的车撞了他之后逃逸，路人叫了救护车，但还没送到医院人就已经没了呼吸。消息传回国内是在一个傍晚。父亲接到大使馆的电话，握着听筒站了很久，然后慢慢坐下来，把茶几上那个磕坏杯盖的保温杯拿起来又放下，杯底磕在玻璃面上发出一声轻响。他说，不是意外。没有人回答他。忘海的养母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拿着锅铲，围裙上沾着刚炒菜的油渍。她看着丈夫的背影，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火关了，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把手轻轻放在他膝盖上。
父亲开始四处求助。他联系了大使馆，对方说需要等待调查结果。他联系了律师，律师说跨国案件周期很长，且证据不足。他找了所有他能想到的渠道，每一个窗口都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然后告诉他：请耐心等待。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那段时间他把这辈子能求的人都求遍了，每一个窗口都对他微笑，每一扇门都当着他的面缓缓关上。最后他说，等不了了。他把所有积蓄取出来，办了签证，买了机票。临走前他把忘海叫到客厅，茶几上摊着几张银行卡和一沓缴费单。他说卡里的钱够你和你妈用好几年，缴费单我都填好了，你每个月按日期去银行就行。我没有别的话，只有一句——你是哥哥，以后这个家你要撑起来。
忘海站在茶几前，脊背挺得笔直，和当年在天台上挡在苌斓面前时一样。他说，好。父亲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转身走进卧室去收拾行李。忘海的养母已经把行李箱整理好了，降压药和胃药分装在小药盒里，和很多年前给苌斓分装药片时一模一样。她在行李箱内侧贴了一张便签，写着“到了报平安”。那是她这辈子写的最后一张便签。
父亲出去之后，忘海的养母每天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电话。父亲隔几天会打来一次，说进展不大，还在找，说不用担心，吃得好睡得也好。她在电话这头应着，挂了之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继续织那条灰色的围巾。毛线是旧线翻新的，颜色深浅不一，和她多年前织给忘海的那条深灰色围巾用的是同一款线。她织得很慢，针脚密密的，每一针都朝着一个没有明确归期的方向延伸。她不知道这条围巾什么时候能织完，也不知道织完的时候那个人能不能回来。
他没有回来。
那天她照常坐在沙发上织围巾，手机响了。不是父亲的号码，是领事馆。对方说父亲在当地找到了大伯生前留下的证据，也找到了那个高官的名字。他把所有材料整理好递交给当地警方，然后开始自己行动。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一个语言不通、没有人脉、连枪都没摸过的中年男人，居然摸到了那个高官的私人住所附近。他还没来得及靠近，就被高官派来的人发现。两声枪响，干脆利落，没有搏斗，没有遗言。当地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他的护照、一沓被踩脏的文件，还有行李箱内侧那张便签——“到了报平安”。那张便签后来被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用信封装好，和其他遗物一起寄回了国内。
忘海的养母接到消息后没有哭。她只是把手机放在沙发上，把手里那根灰色毛线织完最后一针，然后把针线盒合上。她站起来走到厨房，把灶台上温着的排骨汤关了火。汤是今天早上炖的，放了当归和黄芪，多放了两块排骨。她不知道父亲今天不会回来吃饭了，但她还是把汤盛了两碗，一碗放在父亲平时坐的位置上，一碗放在自己面前。她端起自己那碗喝了一口，有点咸。
她独自撑了一段日子。没有在人前掉过一滴眼泪，只是在深夜里翻来覆去地看着手机里父亲临走前发的最后一条消息——“到了，这边很热，没带短袖。”她往上翻，是更早的消息——父亲说排骨汤可以多放当归，忘海喜欢那个味道；说苌斓太瘦了，要让他多吃肉；说家里的灯泡该换了，等他回来再换。她没有删过任何一条。
但她的身体撑不住了。多年的高血压在长期的失眠和悲伤中失去了控制。有一天她在菜市场买菜，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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