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呈坎之后，我病了一场。
不严重，就是持续的低烧，浑身乏力，嗜睡。母亲给我熬了姜汤，逼我喝下去，又用被子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让我发汗。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三天，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梦里有时是爷爷，有时是刘金水，有时是那片无垠的星空和那具巨大的蓝色躯体。他们都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担忧，有期待，也有告别。
第四天早上，烧退了。我起床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坐在院子里晒了一会儿太阳。春天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驱散了骨子里最后一丝寒意。
母亲端着一碗白粥走出来，放在我面前：“吃点东西，几天没好好吃饭了。”
我端起碗，一口一口地把粥喝完。粥熬得很好，米粒都煮化了，入口绵软，带着一股淡淡的甜味。
“妈，”我放下碗，“我想去一趟合肥。”
母亲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但没有问为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去吧。什么时候回来？”
“办完事就回来。”
我骑着摩托车去了屯溪，把车停在老谢茶馆门口，然后坐大巴去了合肥。
我没有去找赵铁军，没有去公安局，而是直接去了刘金水生前去过的那条老街。
那条街还是老样子，逼仄、杂乱、充满生活的气息。我在街口的水果摊买了一个果篮，拎着它走进了那条熟悉的巷子，爬上了那栋老旧居民楼的六楼。
601室的门紧闭着，门上贴着封条。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果篮放在门边，转身下楼。
我在楼下遇到了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单元门口晒太阳。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小金的朋友吧？”
“您认识刘金水？”
“认识，那孩子在这儿住了好几年了。”老太太说，“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听到动静了。我本来想报警的，但没敢。后来警察来了，我才知道出事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他是个好人。虽然看着流里流气的，但心眼不坏。逢年过节还给我送饺子。”
我蹲下身，看着她：“阿姨，您那天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老太太想了想，说：“那天晚上我失眠，在窗口坐着。大概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从楼里出来。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黑色的连帽衫，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但我觉得……那应该是个女人。”
“女人？”
“对。”老太太点头，“虽然她穿着男装，但走路的姿势和身形，一看就是个女人。我在纺织厂干了几十年，看人准着呢。”
女人。
刘金水是被一个女人杀的。
我谢过老太太，离开了那条老街。
走在合肥的街头，我脑海里反复回放着老太太的话。一个女人。沈长安的手下里有女人吗？我回忆着和沈长安打交道的过程中见过的那些人——大多是男性，偶尔有几个女性，但都是外围人员，不太可能接触到核心任务。
除非，那个女人不是沈长安的人。
而是老K的人。
或者说，是老K本人。
我停住了脚步。
老K是个女人？
我回想起老K的容貌——花白的头发，清癯的面容，戴着老式的圆框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举止从容稳重，怎么看都是一个老年男性。但仔细一想，老年人的性别特征本来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模糊，如果她刻意伪装，确实很难分辨。
而且，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显露过任何需要区分性别的身体特征。她始终穿着宽松的长衫，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始终用一种中性化的声音说话。
如果老K真的是一个女人，那很多事情就说得通了——她为什么能潜伏这么多年不被发现，为什么能精确地掌握每一个人的动向，为什么能在幕后操纵沈长安三十年。
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她”。
我站在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老K走了。她说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她说的是真话吗？还是她只是换了一个身份，继续潜伏在暗处，等待着下一个机会？
我不知道。
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
我在合肥住了一晚，第二天坐大巴回了屯溪。
我没有直接回呈坎，而是去了老谢茶馆。茶馆的门依然关着，门口的招牌已经取下来了，卷帘门上也落了一层灰。我站在门口，掏出钥匙——谢兰英生前给我的那把——打开了卷帘门。
茶馆里还是原来的样子。桌椅摆放整齐，柜台上的紫砂壶还在原来的位置，仿佛主人只是出门买菜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但空气中已经没有了茶香，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陈腐的灰尘味。
我走到柜台后面，拉开抽屉，看到里面放着一些零钱、发票和一本泛黄的账本。账本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四个人——爷爷、沈长安、姜道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四个人并肩站在黄山顶上，背后是翻涌的云海，阳光洒在他们脸上，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
那个女人，就是老K。
我翻过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娟秀：
“1983年秋，黄山。德厚、长安、文秀、守正。愿友谊长存。”
文秀。
老K的真名，叫文秀。
我把照片收好，锁上茶馆的门，骑着摩托车回了呈坎。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母亲正在厨房里做饭，油烟机的嗡嗡
【当前章节不完整】
【阅读完整章节请前往原站】
【ggd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