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是第二天中午赶回省城的。
方远的手术在早上八点开始,她守在手术室外面等到十点半,主刀医生出来说手术顺利,人已经送进了恢复室。她在恢复室外面隔着玻璃看了一眼方远,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几根管子,脸色苍白但呼吸平稳。陆征留在医院守着,她一个人打车去了火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回省城的票。高铁上她靠着椅背闭着眼,窗外的华北平原在灰白色的天空下一片一片地掠过,麦田和村庄和城市交替着,模糊成一条灰绿色的长带。她攥着手机,掌心里全是汗。老赵的电话是早上打来的,只说了一句话——“贺明要求见你。他说只跟你说。”
到了省城已经是下午了。苏晚从火车站直接打车去了省看守所。出租车在城郊的公路上跑着,两侧是灰色的厂房和空旷的荒地,远处有几根烟囱冒着白烟,在灰蓝色的天空下慢慢散开。看守所的铁灰色大门出现在路的尽头,门口的武警站得笔直,手里的枪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冷光。
苏晚在登记室报了名字,交了手机和铜钥匙,穿过那道铁灰色的门,沿着走廊往里走。走廊很长,两侧是水泥墙壁,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顶上的日光灯白晃晃地照着,把地面照得发白。她走到会见室门口,推门进去。
贺明坐在玻璃墙那一边。
他穿着统一的灰色囚服,领口敞着,露出一截瘦削的锁骨和脖子上一条青色的血管。他的头发比上次见时更短了,几乎贴着头皮,鬓角剃得干干净净,露出耳廓上那道浅疤。他的脸瘦了一圈,颧骨的线条更硬,下颌的弧度更利,眼窝深陷下去,眼珠在阴影里显得格外大也格外空。他的嘴唇干裂发白,嘴角抿着,没有笑。嘴角的弧度平着,眼角的鱼尾纹平着,整张脸像被什么东西碾过之后又拉平了,只剩下疲惫和一种很深很沉的倦怠。他的肩膀塌着,囚服的肩线往下垂,整个人坐在椅子上像一截被水泡软了又晒干的木头。
他看见苏晚进来,没有动。目光跟着她走到玻璃墙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然后他拿起了电话。苏晚也拿起了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贺明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经过线路的传输,音色被削去了棱角,变得扁平而干燥。
“郑建国倒了。”他说。声音不高,沙哑,像是很久没说话,声带像生了锈的弹簧。“我的保护伞没了。我知道我会判死刑。”
苏晚没有说话。她看着玻璃墙对面的贺明,看着他穿着灰色囚服的样子,看着他脸上那个终于被剥掉的笑容。他现在的脸和之前所有见面时的脸都不一样。没有弯弯的眼睛,没有画上去的鱼尾纹,没有恰到好处的悲恸或温和。他现在就坐在那里,一张疲惫的、干瘪的、认了命的脸。
贺明说:“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苏晚攥着听筒的手指收紧了。
“你爸当年死的时候,”贺明说,声音比之前更低了一些,低到像是从玻璃墙底下渗过来的,“我本来可以救他。”
苏晚的呼吸停了一拍。她盯着贺明的脸,看着他的嘴唇一张一合,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她的耳朵里。
“你爸掉进湖里之后,我站在船上。”贺明说。“他会游泳,他能游上来。他游到一半的时候,离船已经很近了,手伸出来就能抓住船舷。但郑建国的人在岸上。”
苏晚攥着听筒的手指在抖。
“他们手里有枪。”贺明说。“你爸游到一半,岸上开了两枪。第一枪打在水里,水花溅起来老高,你爸愣了一下。第二枪打在他肩上。”
苏晚的喉咙紧得发不出声音。她看着贺明,看着他在玻璃墙对面说着这些话,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嘴唇平着,眼角平着,像在念一份别人的报告。
“你爸不是淹死的。”贺明说。“肩上的伤把他力气卸了。他呛了几口水,沉下去了。捞上来的时候,法医的报告上写的是‘溺亡’。但真正要了他命的,是那颗子弹。”
苏晚闭上眼睛。她看见父亲在水里挣扎的画面,看见他游到船边,手伸出来够船舷,然后水面上溅起两团水花,第二枪打在他肩上。他的身体歪了,力气从那个血洞里往外流,手从船边滑下去,人往下沉。她看见郑建国站在岸上,手里拿着一把枪,枪口还在冒烟。她看见贺明站在船上,看着父亲沉下去,没有伸手。
“谁开的枪?”苏晚问。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涩得像砂纸。
贺明说:“郑建国。他亲自开的。那天晚上他就在岸上,躲在芦苇丛后面,一直看着。他本来不用开枪的——你爸已经呛水了,再有一分钟就会沉下去。但他开了。他说‘不留活口’。”
苏晚攥着听筒,手指的关节泛白。她的眼眶热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她看着玻璃墙对面的贺明,看着他终于露出了一丝表情——嘴角往下压了压,法令纹挤在一起,眉心拧出了一道竖纹。那表情不像是愧疚,也不像是悲伤,更像是一种终于把一件藏了太久的重物从胸口卸下来之后的松脱。
“我告诉你这个,”贺明说,声音比之前更低了,“是因为我恨郑建国。他把我当工具,把我当狗。他以为他赢了。但他也输了。”
他从囚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纸条叠得很小,折了四折,边缘磨得起了毛。他把纸条从玻璃墙下面的缝隙里塞出来,手指在纸条边缘按了一下才松开。苏晚伸手接过去。纸条很轻,很薄,在她掌心里几乎没有重量。她展开看了一眼。上面写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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