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
他站在门里，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手里还捏着一支笔。看见是她，眉头先皱起来。
“宁伯没接你？”
“在门口等着。”
“那你回来做什么？”
“宋持回来了。”她说，“方才在厂门口，跟我说了几句话。”
他身形一顿。
她把宋持的话一句一句说了。天津的案子结了，是报关行私刻的印；退婚退得好，换了他也退；闻峋出族，回西山姓闻，好事。
说到最后一句，她说得很慢。
“西山那座宅子，盖得好。闻家的牌位，也立得好。他爹娘，等了这么多年，总算有个地方受香火了。”
账房里没有声音。
他把笔搁在桌上。
“报上登的，只有各归本宗。”她说，“没登西山，没登牌位。西山那间正房里供着两块牌位，除了你、工匠、大罗，就只有我知道。”
“还有一个人。”他说。
“谁？”
“今年夏天，你在西山村口碰见的那个。”
她一下子想起来了。
宋记那个打算盘的小伙计。站在汽车边上，怀里揣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说是替掌柜的收一笔煤账。
“你怎么知道我碰见了他？”
“大罗写信告诉我的。”他说，“那天你从西山回来，大罗在铺子里等你，你没去，他跑到西山村口去问，司机说小姐跟一个宋记的伙计说了几句话。”
“大罗不是说，你交代过，我的事不用知会你？”
“是不用知会。”他说，“他自己要写，我拦不住。”
她瞪着他。
他没躲，迎着她的眼睛。
“那年冬天，西山开煤窑的那一家，当家的叫人捅了一刀。”他说，“家里急着用钱，把地卖给了我。开春我买下来，夏天宅子盖好，宋记的伙计就去收一笔去年冬天的煤账。”
“你早就疑心了。”
“疑心了半年。”
“半年。”她说，“你疑心了半年，一个字都没跟我提。”
“那时候你要嫁宋家。”
“又是这一句。”她说，“那时候我要嫁宋家，你就什么都瞒着我。我嫁过去了，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等哪天宋家的伙计也来收我的账？”
他看着她，半天没说话。
“我怕你不信。”他说。
她怔住了。
“我说宋持不干净，你会信？”他说，“你在北平替宋记译信，替宋记作保，站在台阶上跟满街的人说是英国货。我那时候跟你说，宋记的伙计去西山收账收得蹊跷，你会怎么想？你会想，闻峋吃醋，闻峋见不得宋持好。”
她张了张嘴。
她没法说不会。
那时候她会。
“现在呢？”她说，“现在你说，我信。”
他看着她。
“你信？”
“我信。”她说，“我那年在北平，码过宋记库房里的呢子。四百一十匹。我经手的信，加起来三百二十匹。差了九十匹。我把那张纸烧了，跟自己说到此为止。”
他的眼睛一下子沉了下去。
“九十匹。”
“九十匹。”她说，“那时候我没往下想。我不敢往下想。”
她走到账桌跟前，拿起他搁下的那支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两个数。
四百一十。三百二十。
底下又写了一行。
天津海关，二百余匹，冒用英商牌号。
“那九十匹，跟这二百多匹，”她说，“是一路货。”
他低头看着那张纸。
“那年东安市场的布铺子，伙计裁布边，我亲眼见过。”她说，“东洋布的布边上，织着东洋字。裁掉了，换一截英商的布边缝上，就是英国货。文记的料子不裁，布边上织的是文记的字号，那是招牌。可是东洋货要冒充英货，头一件事，就是裁布边。”
“裁布边要地方。”他说。
“要地方，要人手，要避开耳目。”她说，“北平城里，宋记的分号在东单，人来人往，裁不了。”
两个人对看了一眼。
“西山。”他说。
“煤窑。”她说。
“开煤窑的那一家，”她说，“地底下挖着窑洞。一车煤拉进去，一车煤拉出来，谁也不会多看一眼。煤车里压着几十匹呢子，出了西山，进了城，就是宋记库房里多出来的那九十匹。”
他伸手，把那张纸从她手里抽过去，折起来，揣进了衬衫的口袋里。
“当家的知道得太多。”他说。
“所以过年的时候，叫人捅了一刀。”
“所以他家里人急着卖地，宋持没买。”他说，“他不能买。他买了，那块地就跟宋记连在一处了。他等着地卖给别人，再叫伙计去收账。”
“收的不是账。”
“收的是东西。”他说，“当家的手里，一定留着什么。账本，或者别的。宋持要拿回去。”
她想起那个小伙计怀里鼓鼓囊囊的布包。
“收着了，正要回城。”
他说收着了。
“收着了，就晚了。”她说。
“未必。”他说，“他要是收着了，就不会在厂门口跟你提牌位。”
她看着他。
“他提牌位，是在试。”他说，“试你知道多少，试我知道多少。他要是东西到手了，回来就该安安生生做他的生意，一个字都不提西山。他提了，就是东西还没到手。”
她的手心出了一层汗。
“那东西在哪儿？”
“不知道。”他说，“在那家人手里，或者在别的地方。”
“那我们……”
“我们？”
他看着她。
她也看着他。
“你又想说，这事你一个人来。”她说。
“这事凶险。”
“在北平站在台阶上作保的是我。报上登出来，叫人开了一枪的也是我。”她说，“那九十匹，是我点出来的。天津那二百匹，冒的是我的保。闻峋，这事是我的。”
他没说话。
他站起来，绕过账桌，走到她跟前。
离得很近。
“你肩膀上的伤，长好了没有？”他问。
“长好了。”
“抬手我看看。”
她抬起左手，抬到一半，肩膀底下一扯，眉头皱了一下。
“长好了？”
“……快长好了。”
他低头看着她，嘴角动了一下，又压下去了。
“那就一人一半。”他说，“你管纸上的东西。货单、舱单、海关的报单，洋文的、中文的，你比我看得明白。我管人。西山那家人，宋记那个小伙计，天津货栈里的人，我去找。”
“说好了一人一半。”
“说好了。”
“你不许再瞒我。”
“不瞒。”
“瞒了怎么办？”
他想了想。
“瞒一回，你扣我一封信的钱。”
“三块？”
“三块。”
她伸出手：“写下来。”
他看着她伸过来的那只手，回过身去，从账桌上抽出一张纸，写了一行字，签了名字，递给她。
「闻峋瞒文与霏一事，罚洋三元。」
她接过来，看了一遍，折好，揣进袖子里。
“你账算得这么清楚，”他说，“以后过日子，我一分私房钱都存不下。”
“谁跟你过日子？”
“三叔公收着的那张纸上写着。”他说，“头一个姓文。”
她的脸一下子烧起来，转身就往外走。
走到门口，她又停住了。
“周稽查官，”她说，“还在浒墅关？”
他抬起头。
“在。”
“天津海关是洋人管的，报单都是洋文。”她说，“宋记这两年从天津报关进口的呢料，每一批多少匹，从哪条船上卸的，报关行是哪一家，海关里都有底。我们去要，人家不给。周稽查官是关上的人，他去要，人家给。”
他看着她，看了半天，笑了一声。
“文小姐，”他说，“你在北平四年，到底念的是英文系，还是法科？”
“英文系。”她说，“英文系的女生，看得懂洋人的报单。”
她掀开门帘，出去了。
-
宁伯在厂门口等了一刻钟又一刻钟，等到天黑透了，才看见小姐从厂门里走出来。
她后头跟着一个人，隔着三步远，一直送到门口。
“闻先生。”宁伯说。
“宁伯，路上慢些。”闻峋说，“从这儿到胥门，有一段路黑。”
他替她拉开车门，等她上去了，把车门关上，弯下腰，冲车窗里说了一句。
“明天早上，我去浒墅关。”
“我也去。”
“你在厂里等着。周稽查官那边，我先去打个招呼，他肯了，报单寄到了，我叫伙计给你送过来。”
“说好的一人一半。”
“去浒墅关，是我那一半。”他说，“看报单，是你那一半。”
她瞪着他。
他直起腰，冲宁伯点了点头。
车开出去了。
她回过头，从后窗里往外看。
他站在厂门口，没进去，一直看着车开远。
车拐过河边那棵老柳树，看不见了。
-
当天夜里，文公馆的大门叫人敲响了。
宁伯披着衣裳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十八九岁，穿一件半旧的蓝布棉袍，冻得直跺脚，怀里死死抱着一只布包。
“我找文小姐。”他说，声音发着抖，“我是宋记的伙计。我姓陆。”
宁伯一愣。
“这么晚了，小姐睡下了。”
“我等。”陆伙计说，“我就在门口等，等到天亮也行。”
他抬起头，脸冻得青白，嘴唇上起了一层干皮。
“老伯，求您了。”他说，“我不敢回宋记了。”
她下楼的时候，陆伙计坐在厨房的灶台边上，两只手捧着一碗热姜汤，手抖得汤都洒了。
从莲站在一边，叉着腰：“喝呀，喝了才暖和。小姐来了，你倒是站起来啊。”
陆伙计慌忙站起来，碗一歪，又洒了一半。
“文小姐。”
“坐。”她说。
他不敢坐，捧着碗站着。
她在他对面的条凳上坐下了，娘披着一件夹袄，跟在她后头下来，站在厨房门口，没进来，靠着门框。
“你姓陆？”
“姓陆，叫陆顺。”他说，“北平分号的，打算盘的。今年夏天，在西山村口，您见过我。”
“我记得。”她说，“你说替掌柜的收一笔煤账。”
陆顺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把那碗姜汤搁在灶台上，搁了两回才搁稳，从怀里掏出那只布包，双手捧着，放在她面前的案板上。
布包是蓝印花布的，四个角打着结，结打得死紧。
“就是这个。”他说，“何家婶子给我的。”
“你没交给宋持？”
“交了。”陆顺说，“我从北平带到苏州，上个月掌柜的从天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叫我把这个拿过去。他当着我的面解开，一页一页地翻，翻完了，扔在桌上，说就这个？”
“就这个？”
“我说就这个，何家婶子给的就这个。”陆顺说，“掌柜的没说什么，叫我拿走，烧了。”
“你没烧。”
陆顺低下头。
“我不敢烧。”他说，“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不敢。我在北平打了三年算盘，宋记的账，大账小账，我都过过手。这一本，我看不懂。”
她伸手去解那几个结。结打得太死，解不开。娘走过来，从案板上拿起一把剪子，递给她。
她剪开了。
里头是一本账簿，土纸订的，封皮叫煤灰染得乌黑，翻开来，一页一页，写的都是煤。
腊月初九，东单，煤六车。
腊月十七，东单，煤四车。
正月初五，东单，煤八车。
一年到头，一行一行，都是东单，都是煤，都是车。字写得歪歪扭扭，有的地方墨洇开了，有的地方拿手指头抹过。
娘站在她身后看。
“一个开煤窑的，记煤账。”娘说，“有什么看不懂的？”
“东单是宋记北平分号。”她说，“宋记是卖呢料的，不烧窑，不开炉子，一年要几十车煤？”
娘不说话了。
她一页一页往下翻。
翻到中间，她的手停住了。
十月廿三，东单，煤九车。
她盯着那一行。
十月二十三。
那年十月底，仁记来了一封信，讲的是一批毛呢的装箱单，船十月二十号到天津。信是她译的。她记得那封信，因为那天北平刮了一整天的黄风，她在胡同里的小屋里点着灯译到半夜，窗户纸叫风吹破了一个洞。
十月二十号船到天津，二十三号，煤车进了东单。
“娘。”她说，“楼上我那只书箱，最底下有一只牛皮纸的袋子，袋子里是一摞信。您帮我拿下来。”
娘看了她一眼，转身上楼去了。
-
那一摞信，是她在北平替宋记译的底稿。
洋文原件交给了宋记，中文的译稿她都留了一份底，按日子排着，用麻绳捆好。回苏州的时候，她把旧衣裳扔了一箱，这一捆信，没舍得扔。
她把信摊在厨房的案板上，一封一封对。
仁记的船，几月几号到天津，装了多少匹，报关行是哪一家。
何掌柜的煤车，几月几号进东单，几车。
她拿一支铅笔，在一张草纸上，一行一行地抄。
抄到第七行，她停下来。
每一回，仁记的船到天津，过三天，煤车就进东单。一回不差。
她又看那些车数。
六车。四车。八车。九车。
仁记的信上，同一批货，报的数是三十匹、二十匹、四十匹、四十五匹。
六车对三十匹。四车对二十匹。八车对四十匹。
“一车，五匹。”她说。
厨房里一下子静了。
娘站在她身后。从莲捂着嘴。陆顺张着嘴，看着那张草纸，一动不动。
“真货也走西山。”她说，“仁记的船一到，货先拉进煤窑，再一车一车拉进城。真货走惯了这条道，假货才混得进去。”
她又往后翻。
翻到后头，她的眼睛定住了。
有几行，前头没有对应的船期。
三月十一，东单，煤六车。
七月初二，东单，煤五车。
十一月初八，东单，煤七车。
仁记那几个月，没有船到天津。
她在草纸上把这几行加起来。
六车，五车，七车，还有零零星星的两车、三车。
十八车。
十八车，一车五匹。
九十匹。
她攥着铅笔的手，一下子凉了。
四百一十匹减三百二十匹，九十匹。
那九十匹，不是从仁记的船上下来的。仁记的船没到，西山的煤车照样进城。车上压着的，是裁了布边、缝上英商布边的东洋呢子。
“何掌柜记的不是煤。”她说。
陆顺的嘴唇抖起来。
“他记的是宋记的货。”她说，“哪一批是真的英国货，哪一批是换了布边的东洋货，他都记着。对得上船期的，是真货；对不上的，是假货。”
娘伸手按在她肩膀上。
“宋持翻了一遍，说就这个。”娘说，“他没看出来？”
“他看出来了。”她说，“他要是没看出来，就不会叫陆顺烧掉。”
陆顺扑通一声跪下了。
“文小姐，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说，“我要是知道，打死我也不敢揣着它跑到苏州来！”
“起来。”她说，“你知道什么，从头说。”
-
陆顺说了。
说得颠三倒四，说两句，停下来喘一口气。
去年腊月二十，宋持叫他送一封信去西山，交给何掌柜，信是封了口的，他没拆。何掌柜接了信，当着他的面拆开，看了，脸色就变了，叫他回去跟掌柜的说，账我收着呢，叫他放心。
“账我收着呢。”陆顺说，“我那时候以为，是何掌柜欠宋记的账。”
过了年，正月初二，北平分号来了一个人。
天津货栈的管栈，姓黄，行七，宋记的人都叫他黄七。黄七进了分号，没去柜上，直接进了后头的灶间，在灶间里待了大半夜。陆顺夜里起来解手，看见灶间里亮着火，黄七蹲在灶膛跟前，往里头塞一件棉袍子。
“他的手上缠着布。”陆顺说，“布上有血。”
灶间里的火，烧了一夜。
正月初五，西山传来话，何掌柜叫人捅死了，死在窑口上，说是年关要账的人干的。
“我那时候没往一处想。”陆顺说，“我不敢往一处想。”
今年夏天，宋持回苏州以前，叫他去西山，跟何家婶子收账。宋持说，何掌柜欠宋记两车呢料钱，叫何家婶子把账本拿出来，两清了。
何家婶子把这本账给了他，钱一个子儿也没要。
“她就说了一句话。”陆顺说，“她说，你家掌柜的要的东西，在这儿了，叫他别再来了。”
他抬起头，脸上全是泪。
“今天晚上，掌柜的叫我去他屋里。”他说，“他问我，何家婶子给你的，就这一本？我说就这一本。他说，明天你跟黄七回北平，去西山，再收一回。”
“再收一回什么？”
“掌柜的没说。”陆顺说，“可是黄七……黄七要去，我也要去。文小姐，何掌柜就是腊月里收了掌柜的一封信，正月里就死了。我在何家婶子跟前收了账，揣着它回来，掌柜的翻了一遍，说就这个。他明明看出来了，他叫我烧，我没烧，他知道我没烧……”
他说不下去了，趴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
厨房里没有人说话。
灶台上那碗姜汤，早凉了。
楼梯上，拐杖点地，笃，笃，笃。
爹披着棉袍子，站在厨房门口，脸色铁青。
他不知道站了多久。
“宁伯。”爹说，“去厂里，把闻先生叫来。”
“老爷，这都半夜了——”
“厂里有德律风！”爹说，“摇！”
-
闻峋来的时候，天还没亮。
他进了厨房，先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陆顺，又看了一眼案板上那本乌黑的账簿，最后才看她。
她把那张草纸递给他。
他接过去，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看了两遍。
“十八车。”他说。
“九十匹。”她说。
他把草纸折起来，跟傍晚揣进口袋的那张叠在一处。
“陆顺。”他说。
陆顺从地上爬起来：“闻先生。”
“明天，宋持叫你跟黄七回北平？”
“是。”
“哪一趟车？”
“早上九点的京沪车，到南京过江，转津浦线。”
闻峋点了点头。
“你去。”
陆顺的脸一下子没了血色。
“闻先生——”
“你不去，宋持就知道你跑了。他知道你跑了，就知道这本账落在谁手里。”闻峋说，“黄七不会在车上动你。他要你领路，去西山，找何家婶子，你领到之前，你是安全的。”
“领到以后呢？”
“领到以后，北平的公安局在何家门口等着。”
陆顺看着他。
“你一个人去，”闻峋说，“我坐同一趟车，在另一节车厢。到了北平，大罗在前门站接，西山那边，我叫人先过去守着。”
“我也去。”她说。
满厨房的人一齐看向她。
“不行。”爹说。
“不行。”闻峋说。
两个人同时说，说完了，对看了一眼。
“那本账，你们谁看得懂？”她说，“煤车对船期，船期对报单，报单是洋文的，天津海关的底子也是洋文的。到了北平公安局，警察问，这一行写的煤六车，跟宋记有什么关系，谁来答？陆顺答？他打了三年算盘，他自己都说看不懂。”
爹张了张嘴。
闻峋没说话。
“说好了一人一半。”她看着他，“纸上的东西，是我那一半。”
他看着她，半天。
“你肩膀上的伤——”
“坐火车，又不用抬手。”
“北平冷。”
“我在北平冷了四年。”
“文与霏。”
“罚洋三块。”她说，“你答应过不瞒我，也没说不许我跟着。”
他噎住了。
爹看看女儿，又看看他，拄着拐杖，在厨房里转了一个圈。
“胡闹！”爹说，“一个没出阁的姑娘，跟一个……跟一个外人，坐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北平去，抓杀人犯？传出去——”
“我也去。”娘说。
爹扭过头去。
娘靠着门框，拢了拢夹袄的领子。
“我陪着。”娘说，“一个没出阁的姑娘，带着亲娘，坐火车去北平，传出去，传得怎么样？”
爹瞪着她。
瞪了半天，爹的拐杖在地上重重点了一下。
“宁伯也去！”爹说，“宁伯跟着！”
宁伯在门口，一个哆嗦。
“老爷，我这把老骨头——”
“你这把老骨头，比我这把强！”爹说，“我去不了，你替我看着！”
-
天亮的时候，她回屋收拾箱子。
娘在隔壁收拾，一边收拾一边哼一支曲子，哼的是什么，听不清。
她把那本账簿用油纸包了三层，塞进箱子最底下，上头压着两件棉袍，又压了那本法律汇编。
门口有人敲了两下。
她回过头。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天刚亮，走廊里还暗着，他的脸一半在暗处。
“我跟陆顺坐三等车厢。”他说，“你和伯母、宁伯坐头等。车上不认识我，不跟我说话，不往我那节车厢走。”
“为什么？”
“宋持在苏州。”他说，“可是黄七在车上。黄七没见过你，见过我。他要是看见我跟你说话——”
“我知道了。”
他站在那儿，没走。
“还有事？”
“有。”他说，“到了北平，下了车，你跟着大罗走，别回头找我。”
“你呢？”
“我跟着黄七。”
她看着他。
“你又是这样。”她说，“一人一半，凶险的那一半，全是你的。”
“这一半本来就是我的。”他说，“西山是我家。”
她不说话了。
他也没再说。
他转身要走。
“闻峋。”
他站住了。
“火车上，”她说，“三等车厢冷。你多穿一件。”
他回过头来，看着她，嘴角往上动了一下。
“文小姐，”他说，“这是生意上的话吗？”
“是。”她说，“东家冻病了，翻译的工钱找谁结？”
他笑出了声，压着嗓子，笑声在走廊里低低地响了一下。
楼梯口，书房的门开了一条缝。
门缝又合上了。
里头，铜铃叮地响了一声。
苏州站的月台上，人挤人。
她跟娘、宁伯站在头等车厢的门口，往月台那一头看。三等车厢跟前挤得最凶，挑担子的、背铺盖卷的、抱孩子的，一窝蜂往车门里拥。
陆顺站在人堆边上，缩着脖子，怀里抱着一只小包袱。他身边站着一个人。
四十上下，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穿一件黑缎子的棉袍，头上扣一顶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他一只手揣在袖子里，另一只手搭在陆顺的肩膀上，搭得很随便。
“那就是黄七。”宁伯压着嗓子说。
她没说话。
黄七揣在袖子里的那只手，抽出来，掸了掸帽檐。手背上，横着一道疤，从虎口一直到腕子，颜色发白。
她看着那道疤。
陆顺说，正月初二那天夜里，黄七的手上缠着布，布上有血。
人堆往前一拥，黄七推着陆顺上了车。
她的眼睛往三等车厢的另一扇门找。
找了一圈，没找着。
“别找了。”娘说，“他要是叫你一眼就找着，那还藏什么。”
她收回眼睛，上了车。
-
头等车厢是包厢，四个铺位，娘睡下铺，她睡下铺，宁伯死活不肯睡上铺，说老爷吩咐了，要守着小姐，搬了一只小马扎坐在包厢门口。
车开了。
苏州城往后退，城墙、塔、河，一样一样退出车窗。
她靠着车窗坐着，手搁在膝盖上那只皮箱上。箱子里，那本账簿用油纸包着，压在最底下。
娘在对面剥橘子。
“你跟他说好了，不往他那节车厢走？”
“说好了。”
“他说的？”
“他说的。”
“那他会不会往这节车厢走？”
她扭过头来。
娘把一瓣橘子塞进嘴里，嚼着，看着窗外。
“我就是随口问问。”娘说。
-
车到南京下关，天已经擦黑了。
旅客下了车，挤上轮渡，过江去浦口。江面上风大，轮渡的甲板上，人挨着人，一股子江水的腥气混着煤烟味。
她站在甲板的栏杆边上，娘挽着她的胳膊，宁伯在后头替她挡着人。
黄七和陆顺站在甲板另一头。黄七背靠着舱壁，抽一支烟，眼睛盯着江面。陆顺蹲在他脚边，抱着包袱，脸色发青。
她的眼睛扫过甲板上的人。
扫到船尾，停住了。
船尾的缆桩边上，站着一个人，穿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袍，戴一顶瓜皮帽，背对着人群，看着江面。
那棉袍旧得领口都磨毛了，下摆打着一块补丁。
她从来没见他穿过这样的衣裳。
可是那个背影，她闭着眼睛也认得。
他侧过半张脸来，隔着一甲板的人，看了她一眼。
就一眼，他又转回去了。
她把脸扭向江面，江风吹过来，吹得她眼睛发酸。
娘在她耳边说：“找着了？”
“没有。”
“耳朵都红了，还没有。”
-
津浦线的车，夜里九点从浦口开出。
包厢里点着一盏小灯，娘躺在下铺，脸朝着墙，盖着毯子，一动不动。宁伯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头一点一点的，打起了鼾。
她睡不着。
车轮碾着铁轨，咣当，咣当。
她坐起来，拢了拢头发，轻轻拉开包厢的门。
宁伯的鼾声断了一下。
她屏住气。
鼾声又起来了。
她从宁伯的马扎边上跨过去，跨得很小心。
餐车在头等车厢后头，夜里不开饭，只剩一个茶房坐在角落里打盹。车窗外头黑漆漆的，偶尔闪过一盏灯，一晃就没了。
她在靠窗的桌子边上坐下了。
她没往三等车厢走。她说好的。
她只是到餐车来坐一坐。
坐了一刻钟，车厢连接处的门响了一声。
有人走进来，穿着那件旧棉袍，瓜皮帽拿在手里。
他在她对面坐下了。
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谁都没先开口。
茶房醒了，揉着眼睛过来，看看这个穿旧棉袍的，又看看那个穿呢子大衣的，嘴张了张，到底没问，倒了两杯茶，又回角落里坐下了。
“你说好的，”她先开口，“不往这节车厢走。”
“我没往你那节车厢走。”他说，“这是餐车。”
“你这是钻空子。”
“跟你学的。”
她咬着嘴唇，没忍住，笑了一下。
他看着她笑，眼睛里那点东西软下来了。
“黄七呢？”
“睡了。”他说，“三等车厢的硬座，他占了两个位子，躺着睡。陆顺坐在他脚底下，没敢合眼。”
“你呢？”
“我坐在他后头隔两排。”他说，“他打了一路的呼噜，我听了一路。”
“你穿成这样，”她看着他那件旧棉袍，“从哪儿弄来的？”
“厂里看门的老张头的。”他说，“我拿一件新的跟他换的。他乐坏了，说东家这是要去哪儿讨饭。”
她又笑了。
笑完了，她看着他。
灯光底下，他的眼睛下头一片青，下巴上的胡茬冒出一层，瓜皮帽在头上压了一天，额前的头发压得塌下去一块。
她伸出手，想把那块头发拨起来。
手伸到一半，停住了。
他看着她停在半空的那只手。
这回，他没等。
他低下头，把额头凑过去，凑到她的指尖底下。
她的指尖碰到了他的头发。
有点硬，有点凉，带着一股煤烟的味道。
她拨了一下，那块头发翘起来了。
他抬起头来。
两个人隔着一张小桌子，近得很。
车轮咣当咣当，车窗外头一盏灯闪过去，照亮了他半张脸，又暗下去。
“文与霏。”
“嗯。”
“族谱改了。”他说，“文书签了，报也登了。我现在不是你哥哥了。”
“我知道。”
“三叔公说三个月不许请媒人。”他说，“没说不许干别的。”
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干……干什么？”
他看着她，没答。
角落里，茶房咳嗽了一声。
两个人一齐扭过头去。
茶房缩在角落里，两只手捧着茶壶，眼睛瞪着车顶，一副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
车厢连接处的门，又响了。
这回进来的是宁伯，睡眼惺忪，头发乱着，手里攥着一件小姐的披肩。他一眼看见对面坐着的那个穿旧棉袍的，愣在了门口。
“闻……”
“宁伯。”闻峋说，“小姐睡不着，出来喝杯茶。我也睡不着，出来喝杯茶。碰巧。”
宁伯张着嘴，看看他，又看看小姐。
“碰巧……”宁伯说。
“碰巧。”闻峋站起来，把瓜皮帽扣回头上，“我回去了。宁伯，劳您照应。”
他从宁伯身边走过去，推开连接处的门，走了。
宁伯走过来，把披肩搭在小姐肩上，搭好了，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宁伯。”
“小姐。”
“回去别跟爹说。”
宁伯叹了口气。
“老爷吩咐我看着，”宁伯说，“没吩咐我看见了要说。”
-
车过了徐州，天亮了。
徐州站停了二十分钟，月台上卖烧鸡的、卖煎饼的，挎着篮子沿着车窗喊。娘买了两只烧鸡，一只给宁伯，一只自己撕着吃。
车要开的时候，包厢的门叫人敲了两下。
宁伯拉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人，一身灰色的西装，外头罩着呢子大衣，手里拿着一顶礼帽，脸上带着笑，温温和和的。
宋持。
她手里那只茶杯，杯里的茶晃了一下。
“这么巧。”宋持说，“我从南京上车，方才去餐车吃早饭，听茶房说，头等车厢里有一位苏州来的小姐，带着母亲。我想，莫不是文小姐。”
他冲娘欠了欠身。
“伯母。”
娘没应他，撕了一块鸡肉，塞进嘴里，慢慢地嚼。
宋持也不恼，转向她。
“文小姐北上，是去北平？”
“去北平。”她说。
“伤才好，大冬天的，跑这么远。”宋持说，“北平有什么急事？”
“北大有一位先生病了，写信叫我去看看。”她说，“读书的时候，他待我不薄。”
“哪一位先生？”
“英文系的。”她说，“说了宋少爷也不认得。”
宋持笑了。
“也是。”他说，“我只认得做生意的人。”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礼帽在手里转了半圈。
“我去天津。”他说，“海关发还的那一半货，要去领回来。顺路，北平分号也该去看看。我手底下有个伙计，姓陆，北平分号打算盘的，前些日子调到苏州，这回我叫他先回去，跟天津货栈的黄管栈一道，坐的也是这趟车。”
他看着她。
“乡下孩子，头一回调到南边，又头一回往回走，胆子小，在车上也不知道吃没吃饭。文小姐要是在车上碰见他，替我照看一句。”
她放下茶杯。
“宋少爷的伙计，”她说，“宋少爷自己不照看，倒叫一个退了婚的人照看？”
宋持的笑没变。
“文小姐说得是。”他说，“是我唐突了。”
“宋少爷也不唐突。”她说，“宋少爷向来周全。北平那年，宋少爷替我捎坠子，替我找房子，替我寻译信的差事，样样周全。宋记的伙计，宋少爷只会照看得更周全。”
宋持看着她。
她也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
过了一会儿，宋持把礼帽戴上了。
“伯母，文小姐，不打扰了。”他说，“到了北平，天冷，多穿些。”
他冲宁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皮鞋踩在走廊的地板上，一下，一下，往车厢那头去了。
宁伯把门拉上，背靠着门，脸都白了。
娘把手里的鸡骨头扔进纸包里，拿手帕擦了擦手。
“他是来递话的。”娘说。
“我知道。”
“递给谁的？”
“递给我。”她说，“也递给三等车厢里那个人。”
她扭过头去，看着窗外。
徐州城往后退，一片一片光秃秃的麦田，铺到天边。
他说，姓陆的伙计，跟黄管栈一道，坐的也是这趟车。
他知道陆顺在车上。他知道黄七在车上。他上了车，先去餐车，听茶房说话。
茶房说了什么？
说头等车厢有一位苏州来的小姐。
还说了别的没有？
说夜里，这位小姐在餐车里，跟一个穿旧棉袍的人，坐了一刻钟？
她的手攥住了膝盖上的皮箱。
“娘。”
“嗯。”
“您帮我一件事。”
娘看着她。
“您去餐车，”她说，“找那个茶房，给他一块钱，问他，宋持早上问了他什么，他答了什么。一个字都别漏。”
娘站起来，把毯子叠好，搁在铺上。
“一块钱，”娘说，“不够。我给他两块。”
娘去了一刻钟，回来了。
她拉上包厢的门，在铺位上坐下。
“问了。”娘说。
“他问了什么？”
“头一句，问头等车厢里坐的什么人。茶房说，苏州来的一位小姐，带着母亲和一个老家人。”娘说，“第二句，问夜里有没有人到餐车来。茶房说，有，那位小姐来坐过一刻钟。”
她攥紧了皮箱的提手。
“第三句，问小姐一个人坐的？”娘看着她，“茶房说，不是，对面坐着个穿旧棉袍的，看着是三等车厢那边过来的。”
包厢里静下来。
宁伯站在门口，嘴唇哆嗦着，半天说出一句：“都怪我，我睡着了……”
“不怪你。”她说。
她把脸转向车窗。
窗外，麦田一片接一片往后退，退到看不见的地方。
宋持知道了。
他知道闻峋在车上，穿着旧棉袍，坐在三等车厢。他知道陆顺跟黄七坐在一处。他上了车，先去餐车，问了三句话，问完了，才来敲她的门，说照看他的伙计。
他不是来递话的。
他是来告诉她，他都知道了。
“娘，”她说，“您给茶房那两块钱，再加一块。叫他去三等车厢，找那个穿旧棉袍的，带一句话。”
“什么话？”
她想了想。
“就说，有人问过餐车了。”
娘看着她，没多问，起身又出去了。
-
车到天津，过了晌午。
天津站的月台比苏州站大，人更多，叫卖声、汽笛声、脚夫的吆喝声搅成一团。车要停二十分钟。
她坐在车窗边上，没下车，隔着玻璃往月台上看。
宋持下了车。
他站在头等车厢门口，戴着礼帽，大衣领子竖着，没往出站口走，转过身，沿着月台，往车尾那边去。
走到三等车厢跟前，他站住了。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人。
黄七。
两个人站在月台上，隔着两步远，说话。宋持说了几句，黄七点了几下头。宋持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过去，黄七接了，揣进了袖子里。
说完了，宋持转身往出站口走，走得不紧不慢。
黄七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了，回身又上了车。
她盯着黄七那只揣在袖子里的手。
娘从外头回来了，坐下，喘了一口气。
“话带到了。”娘说，“茶房说，那个穿旧棉袍的听了，没吭声，就点了点头。”
“他还说什么没有？”
“茶房说，他给了茶房一块钱，叫茶房也带一句话回来。”
她转过头。
“他说，”娘看着她，“到了北平，照原样，跟着大罗走。”
她攥着皮箱的手，指节发白。
照原样。
宋持在月台上跟黄七说了话，递了一样东西。他还说照原样。
“他疯了。”娘说。
“他没疯。”她说，“他是做生意的。宋持算了一步，他算两步。”
-
前门车站，天已经黑了。
北平的冷，跟苏州不一样。一下车，风迎面刮过来，刮在脸上，生疼。月台上的灯昏昏黄黄，照着一层薄薄的煤灰。
大罗站在出站口，裹着一件老羊皮袄，看见她，一步跨过来，接过宁伯手里的箱子。
“小姐，太太。”
“他呢？”
大罗往人堆里看了一眼。
三等车厢那头，人潮正往出站口涌。黄七走在前头，帽檐压得低低的，陆顺跟在后头，抱着包袱，一步一回头。隔着十几个人，一个戴瓜皮帽、穿旧棉袍的身影，跟着人潮，不紧不慢。
出了站口，黄七叫了一辆洋车，陆顺上了另一辆，两辆车一前一后，往西去了。
那个穿旧棉袍的也叫了一辆。
三辆车拐过前门大街，看不见了。
大罗收回眼睛。
“大少爷交代了，”他说，“叫我先送小姐去公安局。”
-
北平市公安局，夜里只有值班的人，一个科员，一个巡官，坐在火炉边上烤火。听说是苏州来的，找局长，那科员眼皮都没抬。
“局长下班了。明天再来。”
“浒墅关的周稽查官，”她说，“今天早上应该打过一封电报来。”
科员抬起头。
他看看她，又看看她身后那个短头发的女人，又看看抱着箱子的大罗和缩着脖子的宁伯。
“你是什么人？”
“文与霏。”她说，“宛平县西山何姓煤窑主被杀一案，我有证物。”
科员手里的火钳，停在炉子边上。
他站起来，翻了翻桌上的一摞电报，翻出一张，看了一遍，脸色变了，转身往里头跑。
过了一刻钟，里头出来一个人。
四十来岁，穿着呢子制服，没戴帽子，头发花白了一半，手里拿着那张电报。
“我姓孟，刑事科的。”他说，“西山那桩案子，是我手上的。”
“孟科长。”
孟科长打量着她，从头看到脚。
“电报上说，苏州文家的小姐，带着一本账来。”他说，“我当是个账房先生。”
“账房先生看不懂。”她说。
她把皮箱放在桌上，打开，从最底下拿出那个油纸包，一层一层剥开，把那本乌黑的账簿摊在孟科长跟前。
又拿出那张草纸，拿出那一捆译稿。
“这是何掌柜生前记的账。”她说，“看着是煤，记的是宋记的货。”
孟科长低头看着那本账簿。
“煤六车，煤四车。”他说，“这是货？”
“孟科长看这一行。”她指着十月廿三那一行，“十月二十三，东单，煤九车。东单是宋记的北平分号。十月二十号，英商仁记有一批毛呢船到天津，四十五匹。信是我译的，这是底稿。”
她把那封译稿抽出来，搁在账簿旁边。
孟科长看看账簿，又看看译稿。
“船到天津，三天以后，煤车进东单。”她说，“九车，四十五匹，一车五匹。科长再看这几行。”
她一行一行地指。
三月十一。七月初二。十一月初八。
“这几天，仁记没有船到天津。”她说，“没有船，煤车照样进城。十八车，九十匹。宋记北平分号的库房里，那年多出来的，正好九十匹。我点过。”
孟科长没说话。
他拿起那张草纸，一行一行地看，看了很久。
“这九十匹，从哪儿来的？”
“天津海关上个月扣了宋记二百多匹呢料，冒用英商牌号。”她说，“周稽查官的电报上应该写了。冒牌的东洋货，要冒成英国货，得先裁掉东洋布边，缝上英商的布边。北平城里裁不了，要找一个僻静地方，有人手，进出有车，车上装什么，旁人不过问。”
“煤窑。”孟科长说。
“煤窑。”她说，“何掌柜的窑，在西山，离城四十里。煤车进进出出，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孟科长把草纸放下了。
“我得先说一句。”孟科长说，“卖东洋货，不犯法。学生恼，恼他们的；警察管不着。”
“我知道。”她说，“犯法的不是卖东洋货。那九十匹没有船，是绕过海关运进来的，一分税没交。天津那二百匹，货单是假的，印是私刻的，布边是冒人家英商的牌号。走私，伪造，冒牌。”
孟科长看着她。
“还有一条人命。”她说。
“…何掌柜知道得太多。”他说。
“腊月二十，宋持叫一个伙计送了一封信给何掌柜，何掌柜看了，说账我收着呢，叫他放心。”她说，“正月初二，宋记天津货栈的管栈黄七，夜里到了北平分号，手上缠着布，布上有血，在灶间里烧了一件棉袍。正月初五，西山传出话来，何掌柜死在了窑口上。”
“谁看见的？”
“那个送信的伙计。他叫陆顺。”她说，“他这会儿跟黄七在一处，往西山去了。宋持叫他们去西山，找何家婶子，再收一回账。”
孟科长猛地抬起头。
“现在？”
“现在。”
“你怎么不早说！”
“我一进门就说了。”她说，“孟科长看电报看了一刻钟。”
孟科长的脸一下子红了。
他转身冲里头喊了一声，喊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又喊了一声，喊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里头一阵乱，有人在穿衣裳，有人在拉抽屉，有人在骂谁把枪套放错了地方。
“西山何家，你认得路？”孟科长问。
“我认得。”大罗说，“过了河，村东头，门口一棵歪脖子枣树。”
“你领路。”孟科长说，“文小姐留在局里。”
“我也去。”她说。
“西山那是凶案——”
“凶手手背上有一道疤，从虎口到腕子。”她说，“我在苏州车站看见的。科长的人谁见过黄七？”
孟科长张着嘴。
“还有，”她说，“何家婶子手里，不止这一本账。宋持要黄七去再收一回，收的是别的东西。何家婶子把东西藏在哪儿，她不会跟警察说，她不认得警察。她认得陆顺，认得宋记的人，认得——”
她顿住了。
“认得谁？”
“认得西山闻家的大少爷。”她说，“闻家的地，是她卖的。”
孟科长看着她，看了半晌，咬了咬牙。
“上车。”
娘站起来。
“我也——”
“娘！”她回过头，“您在局里等着。您要是也跟去，爹回头不是骂我，是骂宁伯。”
宁伯脸都白了：“小姐，我得跟着——”
“宁伯在局里陪着娘。”她说，“娘一个人，我不放心。”
娘看着她，半天，伸手把她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扣上了最上头那颗扣子。
“别冻着了。”娘说。
-
公安局的汽车开出西直门，往西山去。
土路坑坑洼洼，颠得人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
她坐在后座，大罗挤在她旁边，孟科长坐在前头，两个巡警挤在车尾的踏板上，枪背在背上。
她的手揣在大衣口袋里，攥成了拳。
她想起火车上，他凑过来，把额头搁在她指尖底下。
想起他说，三叔公说三个月不许请媒人，没说不许干别的。
她没问出来，他要干什么。
她攥着拳，攥得指甲掐进手心里。
“小姐，”大罗小声说，“大少爷不会有事的。”
“我知道。”
“大少爷这个人，”大罗说，“看着狠，其实心细。他叫我先送你去公安局，就是算好了，你会领着警察来。”
她扭头看着大罗。
“他算好了？”
“他走以前跟我说的。”大罗挠了挠后脑勺，“他说，她进了公安局，警察不肯动，她能把警察说得动。说动了，她一定要跟来。拦不住，就让她跟，叫大罗你挨着她，一步都别离开。”
她攥着拳头的手，慢慢松开了。
松开了，又攥紧了。
他算好了。
算好了她会领警察来，算好了她拦不住，算好了大罗要挨着她。
他把她那一半算得清清楚楚，把他自己那一半，一个人揣着，跟着黄七，往西山去了。
车过了河。
村东头，一棵歪脖子枣树，枣树边上一个小院，两扇木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光。
门外的土路上，停着两辆空洋车，拉车的人缩在车边上，抱着膀子打瞌睡。
孟科长抬手，叫车停了。
车灯灭了。
四下里一片漆黑，只有那一线光，从门缝里透出来。
门里头，有个女人在哭。
哭声不大，一声一声，压着，憋着。
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粗哑，带着北边的口音，不紧不慢。
“婶子，我再问一遍。当家的留下的东西，在哪儿？”
哭声停了一下。
“我……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声音笑了一声，“婶子，你家当家的那个脾气，我清楚。他不会烧。”
屋里静了一会儿。
“在窑里。”女人的声音发着抖，“当家的说，要是有一天他回不来，叫我拿着去报官。我不敢，我一直不敢……”
“窑里哪儿？”
“老窑洞，最里头，煤堆底下……”
“带我去。”
门开了。
一个敦敦实实的人影，一只手攥着一个瘦小女人的胳膊，从门里出来。后头跟着陆顺，抱着包袱，腿都在抖。
黄七的另一只手揣在袖子里。
他站在门口，往土路上看了一眼。
土路上，两辆空洋车，两个拉车的缩着膀子打瞌睡。
他没看见远处那辆熄了灯的汽车。
他推着那个女人，往村后的山坡上去了。
坡上，黑黢黢一个窑口，张着嘴。
她坐在车里，盯着那个窑口。
窑口边上的枣树底下，有一个影子，动了一下。
穿着旧棉袍。
孟科长抬了抬手。
两个巡警猫着腰，从车尾溜下去，贴着田埂往坡上摸。孟科长跟在后头，手里攥着枪。
大罗一把拉住她的胳膊。
“小姐，大少爷说了，一步都别离开我。”
“那你跟着我。”
她甩开他的手，下了车。
大罗骂了一句什么，跟了上去。
坡上的土冻硬了，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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