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儒术独尊，百家藏锋
元光元年，冬。长安，太学。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被汉武帝采纳了。
消息传来的时候，沈砚正在书阁二层补抄《管子》的最后一篇。王贺匆匆跑上楼，脸色白得像纸。
“沈砚，朝廷下诏了。从今往后，太学只讲五经，博士只立五经博士。其他诸子百家的课，全部停了。”
沈砚放下笔，抬起头。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诏书已经贴到太学门口了。”王贺的声音有些发颤，“沈砚，你这两年抄的那些书……《墨子》《韩非子》《管子》……以后太学里都不准讲了。非儒家的书，不算正经学问了。”
沈砚沉默了片刻。他站起身，走到书阁二层的窗前。冬日的长安城被一层薄雪覆盖，太学庭院里的老槐树光秃秃的，几个弟子正聚在告示前看诏书。他们的表情各异——有的茫然，有的焦虑，有的无所谓。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书上记载的时间，分毫不差。沈砚等了两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王贺，”他转过身，“把我们这两年抄的书，全部收起来。藏在舍房最里面的木箱里，上面堆旧竹简。不要让人看到。”
“然后呢？”
“然后照常上课。博士讲《春秋》，你就读《春秋》。博士讲《诗经》，你就读《诗经》。”沈砚说，“但夜里，还是老规矩。抄书的继续抄书。”
王贺点了点头，转身下楼。沈砚重新坐回矮几前，继续补抄《管子》的最后一篇。他的手很稳，字迹一如既往地工整。
接下来的一个月，太学里发生了许多变化。
书阁的藏书被重新整理。“非儒家”的典籍被从显眼的位置撤下来，换上了《诗》《书》《礼》《易》《春秋》的各类注疏。西域舆图架上的那些残卷也被收走了大半，说是“无关圣人之教”。几个专治黄老之术的博士被罢了官，收拾行囊回了乡里。太学里的课表重新排了，儒家经典占据了全部课时。
而沈砚那间舍房旁边的空屋子，夜里依然亮着灯。
二十个“书魂弟子”分三班倒，每夜抄书不停。沈砚将需要备份的典籍列成一张清单，每人一份，同时抄录。儒家经典也抄，但更多是非儒家的东西——医方、农书、算学、律法、兵法、地理、杂家杂记。这些东西，在太学的课表上已经消失了，但在骊山书魂洞的壁龛里，一卷一卷地多了起来。
元光元年，腊月。
石昌从栎阳赶到长安，在太学门口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才等到沈砚出来。两人在西市一家偏僻的酒肆里坐下，石昌从怀里掏出一卷纸，递给沈砚。
“先生，纸坊出事了。”
沈砚展开纸卷，上面是石昌歪歪扭扭的字，写着近几个月来纸坊的遭遇：先是栎阳县令派人来，说要“清丈田亩”，把书魂巷附近的地划为官田。接着又有长安来的书商，说要“统购包销”，想用极低的价格买断石记纸坊的所有纸。石昌拒绝了，结果那书商扬言要找官府的人来“查禁”。
“查禁？”沈砚皱眉，“查什么？”
“说我们的纸‘不合规格’。”石昌的声音很低，“先生，我在栎阳造纸二十多年，从没听说过纸还有‘规格’。这分明是有人眼红我们的纸便宜，想挤走我们。”
沈砚将纸卷折好，放在桌上。他沉默了片刻。
“石昌，你有没有打听过，那个书商背后是谁？”
“打听了。是长安西市一家叫‘文渊阁’的大书铺，据说背后是太常寺某个官员的亲戚。”
太常寺。沈砚心中一动。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祭祀和文教的官署，太学也在其管辖之下。如果太常寺的人盯上了石记纸坊，那就不只是商业竞争的问题了。
“石昌，纸坊的事，我来想办法。”沈砚说，“你先回去，把产量稳住。不管谁来查，你就说纸是卖给太学的，有张禹博士的批条。太常寺的人再大胆，也不敢动太学的东西。”
石昌点了点头，起身要走。沈砚叫住他。
“还有一件事。你回去之后，把书魂巷的碑换一块新的。”
“换成什么？”
“换成‘汉世书魂’。”沈砚说，“原来的碑太老了，字迹模糊了。换块新的，字刻大一点，刻深一点。”
石昌走了之后，沈砚独自坐在酒肆里，思考了很久。
太常寺盯上了石记纸坊，说明纸的利润已经大到了让人眼红的地步。他不能让纸坊倒掉。纸坊是书魂的命脉——没有纸，书就抄不了；没有纸，书魂就传不出去。
但他也不能让石昌跟太常寺硬碰硬。一个栎阳的小纸坊，斗不过长安的官署。他需要找到一个既能保护纸坊、又不暴露书魂洞的办法。
他想到了张禹。
第二天，沈砚去了书阁，在二层找到张禹。
“博士，弟子有一事相求。”
张禹放下手中的竹简，看着他。
“说。”
“弟子同乡在栎阳开了一家纸坊，为太学书阁供纸已经两年了。最近有人想强买纸坊，弟子想请博士给一道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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