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千部之约，诗经继刻
开元七年，冬十月。长安，国子监。
书魂书肆开业三个月，《论语》印本卖出了一千部。
王玠把最后一枚“已售”木牌挂在铺子门口的时候，整面墙已经挂满了木牌，从第一号一直排到第一千号，密密麻麻，像是一面刻满了字的碑。王布商站在铺子门口，仰着头看了很久。他做了一辈子布匹生意，铺子里最好的月份也不过卖出几百匹布。而他儿子这个小小的书铺，三个月卖了一千部书。
“一千部……”王布商喃喃道，“长安城里有这么多读书人？”
“不止长安。”王玠说，“周边各县的县学也来买。还有几个西行的商队，一次买了五十部，说要带到河西去。还有两个新罗商人，买了三十部，说要带回新罗去。”
王布商沉默了一会儿，转身走进铺子，从柜台下面取出一个布包。他打开布包，里面是厚厚一摞铜钱和几块碎银。他把布包推到王玠面前。
“这是这一千部的利润，按沈砚说的，七成投回印坊，三成留给你做本钱。”
王玠接过布包，掂了掂分量。他忽然想起沈砚三个月前跟他说的那句话——“卖到第一千部的时候，我再来看看。”
第二天，王玠带着布包去了国子监。沈砚正在印坊里校对新刻的《诗经》板样。印坊设在国子监西侧的空院里，三间屋子打通，一间摆刻板，一间做印台，一间堆纸墨。陈刻工带着两个新招的学徒正在刻《诗经》的板子，刻刀划过梨木的声音沙沙地响，此起彼伏。
“沈砚，一千部卖完了。”王玠把布包放在案上，“这是利润。我爹说按你说的，七成投印坊，三成留本钱。”
沈砚放下手中的板样，打开布包看了一眼。铜钱和碎银码得整整齐齐，比他想的多出不少。他算了算，一千部《论语》，每部五十钱，共五万钱。刨去纸墨工本和刻工月钱，净利约两万钱。七成投印坊，是一万四千钱。足够再刻两部书。
“王玠，”沈砚说，“《诗经》已经刻了三十块板，年前能刻完。明年春天，《诗经》可以开印。此外，我想再加一部《尚书》。”
“《尚书》？”王玠算了算，“《尚书》五十八篇，字数比《论语》还多。刻完至少要五个月。”
“那就五个月。”沈砚说，“印坊现在有三个人刻板，明年加到五个。陈老伯带两个徒弟，我再招两个。”
王玠点了点头，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沈砚，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前天铺子里来了个人，穿着讲究，不像普通人。他在铺子里翻了半天书，最后买了一部《论语》，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但我看他腰间挂着一块玉牌，上面刻着一个‘王’字。”
沈砚抬起头。“姓王？”
“对。我问了隔壁铺子的掌柜，他说那人是太原王氏的子弟，叫王维。今年刚通过京兆府的乡试，听说诗写得好，琴也弹得好。”
沈砚手中顿了顿。王维。开元七年（719年），王维约二十岁，正在长安准备科举。他将在开元九年中进士，此后成为盛唐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史书上记载的日期，与他记忆中的完全吻合。
“他买了书就走了？”
“走了。但他翻书的时候，在《雍也》篇停了好久。就是‘一箪食，一瓢饮’那一段。”
沈砚沉默了片刻。他想起自己在太学舍房里跟王玠说过的那句话——“书卖出去，有人读，有人传，有人因为一本书改变了一辈子。”
“王玠，”沈砚说，“下次他再来，你告诉他，书魂印坊欢迎他来看。印坊在国子监西侧，随时可来。”
王玠点头去了。
三天后，王维来了。
沈砚是在印坊的校勘室里见到他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月白色的长袍，腰系青带，面容清秀，眉眼之间有一种沉静的书卷气。他站在印台前，看陈刻工刷墨、覆纸、刷平、揭纸。一张印好的《诗经》样页从纸上揭下来的时候，他伸手接了过去。
“这是《关雎》。”王维看着纸面上的字，“字迹工整，墨色均匀。刻的？”
“刻的。”沈砚从校勘室里走出来，“王兄对印书有兴趣？”
王维转过身，打量着沈砚。两个年轻人对视了一瞬，然后王维笑了。
“你就是沈砚？国子监里都在传，说有个太学生刻了一部《论语》，五十钱一部，寒门子弟都买得起。我那天去买了一部，回去翻了翻，刻得确实好。”
“王兄过奖。”沈砚说，“印坊刚开，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王维将那张《关雎》样页放在印台上，走到书架前。架上摆着已经装订好的《论语》印本，还有几摞《诗经》的散页。他随手拿起一摞《诗经》散页翻了翻，翻到《蒹葭》那篇时停下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他低声念了一遍，抬起头看着沈砚，“这首诗，我从小就喜欢。但手抄本太贵，一直没买。如今五十钱就能买到一整部《诗经》，放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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