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的塑料吊扇慢悠悠地转。
周身的燥热和黏腻挥之不去。
殷言是被小臂上的灼痛疼醒的。
她趴在沾着干硬面粉的木桌上，臂弯和额角全是汗，小臂上有一大块烫伤，火辣辣地疼。
恍惚间，她好像还能看见CBD写字楼的冷光。
白天部长拿新同事出气，小姑娘哭得一抽一抽的，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让新同事先回家，揽下了后面的活，留下加班。
晚上她实在饿了，去地下餐厅吃了份味如嚼蜡的快餐，回办公室时，灯关了大半，整层楼只剩她一个人。
电脑屏幕的荧光在昏暗中显得阴森森的，殷言聚精会神，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喉咙却突然传来一阵剧痛，有人从后勒住了她的脖子！
窒息感铺天盖地涌来，失去意识前，她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她到底碍着谁了？
生活上，她奉行慎独，没亲人没仇人，像一株顽强的野草。职场上，她作为大头兵，和其他同事没有太大的利益冲突。
唯一的可能，就是手头那个文博项目，可能触碰到某些人的利益。
真是……倒霉透顶。
大脑的自我保护屏蔽了窒息的痛苦，再睁眼就是现在。
这里应该是某个饭馆的后厨。
墙壁和天花板发黄，地面上满是黑黑的油渍，水槽里的脏水隐隐发臭，生锈的铁皮柜上菜品和调料随意堆放，角落堆着的盘子上还有灰灰的爪子印，完全不符合“明厨亮灶”的要求。
直到目光撞上墙上那张卷了角的日历，殷言才僵在原地。
那上面的红墨水印数字是2010年9月27日。
她竟然重生了。
重生回她高二这一年。
劫后新生的余悸和经历时光回溯的激动在血管中奔涌着，殷言盯着日历看了足足半分钟，才缓缓吐出一口气，接受了这个荒诞的事实。
尘封已久的记忆随之复苏。
这里是学校旁边的“胖子烧烤店”，是她勤工俭学的地方。
五岁那年父母离异，很快各自重组家庭。起初她在两个家之间辗转，后来父母有了新的孩子，家里乱糟糟的，对她力不从心。
在父母看不到的地方，后妈的尖刻和后爸的无视都在控诉着她的多余。她试图获得他们的好感，无果，后来不管在哪个家都让她如坐针毡。
五年级起，殷言开始住校。初二起，她不再主动联系父母，寒暑假轮流住在祖辈家里。到了高中，她决心以后不花他们一分钱。
一个月三千的生活费原封不动地躺在存折里，而她四处找兼职。
这家烧烤店因为离学校近，晚上可以翻墙出来，是殷言最好的选择。所以即使老板抠门跋扈，总是对她恶语相向，她也一忍再忍。
就像今天，同事搬炭火时烫伤了她，反倒是她挨了老板一顿骂，现在八点多快闭店了，其他店员在外面吃饭，她一个人被关在后厨反省。
殷言低头看着小臂上的红痕，嘴角扯出一抹自嘲的笑。
原来她从小就是个沉默的犟种。
父母的爱和关注像温暖的土壤，如果能被包裹其中，固然能茁壮成长，但如果没有，她也可以努力寻求其他成长方式，比如，呃，水培？
用不断流入的生活费来好好爱自己。
殷言用活水冲刷着小臂上的伤口，找来了冰块，裹上保鲜膜敷在红肿的地方。刺骨的凉意驱散了灼痛，也让她更清醒了几分。
冰敷的这几分钟里，殷言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以前通勤挤地铁时，她看过几本重生小说，知道把握时代最关键，只要搭上经济起飞的风口，她这辈子不用发愁的。
除此之外，她只需要享受青春，享受生活。
殷言扔掉快要融化的冰块，钻出分隔厨房和前厅的那道油腻腻的帘子。外面客人只剩两桌，都喝着酒，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
站在收银台后的老板正在数钱，计算这周的收益。
店员们坐在收银台旁边的桌上吃晚饭，三个全职的边聊天边烤串，还有两个兼职的在角落里默不作声地吃青菜。
“要走了？”老板见殷言走过来问道。
“老板，我不干了，把这个月的钱结给我吧。”殷言听不出情绪地说。
店员那桌有两人闻声一愣，用胳膊肘碰碰那个正说得眉飞色舞的同事，一起安静下来听殷言说话。
老板眼皮都不抬，“结不了，干过十一再说。”
拖延是老板的惯用手段。
兼职店员中有一个殷言的学姐，愣是被生生拖了半年，现在还不情不愿地干着。
她八月的工资就被压了一半，现在是九月的月底了，这一个半月加起来有近三千。
这笔钱，她一分都不会让黑心老板赖掉。
“后面我不会再来了，欠我的钱，今天必须结。”殷言抬了抬下巴，目光落在老板手边那沓刚数好的零钱上，“我看你手里这些，就够了。”
老板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当着她的面，啪嗒一声把钱锁进了抽屉，一句话不说，斜着眼睛看殷言要怎么收场。
“你不给，是吧？”
老板似笑非笑，一言不发，故意晾着她。
殷言不再追问，低着头，转身走出了烧烤店。
老板才冷笑出声，对店员那桌，得意洋洋地说：“你们记着胳膊拧不过大腿，过两天十一假期正是忙的时候，谁都不能请假，请一天扣半个月工资！”
无论殷言是一声不吭走人，还是明天继续乖乖回来干活，老板都是赚的，所以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嚣张态度。
店员们赶紧表决心，恭维着老板，那个兼职学姐咬着下唇，眼圈泛红，眼神又晦暗几分。
可所有人万万没想到，一刻钟后，殷言竟然带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重新站在了他的店门口。
“警察叔叔，就是这家烧烤店。”
殷言清亮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进每个人耳朵里。
两位身穿制服的高大警察走进烧烤店内，那两桌喝酒的客人见状，吓得酒都醒了大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怕惹祸上身，随便留下点钱匆匆离开。
没有人顾得上去拦他们，全职店员们在这干一两年了，还没见过有员工带着警察来找老板的，全都看傻了。
为首的警察姓邬，四十来岁，国字脸，眼神里有常年在一线办案浸染出的锐利，他看向老板时那审视的视线如有实质。
“你是老板？”
“啊？啊对对。两位警官有什么事吗？”
“有人举报你拖欠工资。”
“误会！都是误会！我这里是小本生意，经常有周转不开的时候，等到有钱了自然会补给他们的。”老板陪着笑脸，油腔滑调地说。
邬警官闻言严厉起来：“误会？欠学生的钱，你可真好意思！该是多少是多少，现在就结！”
老板撇撇嘴，很是不服气，但他开店做生意，不想和警察闹不痛快，摔摔打打地拉开抽屉，从里面点出两千多，往桌子上一拍，冲站在警察身后的殷言吼：“够不够！”
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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