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
他们说我是太史公，是史家之绝唱的作者，是千古第一史官。可在我心里，我始终记得的，是公元前110年那个秋天。我风尘仆仆地从西南赶回洛阳，走进周南驿馆，看见父亲躺在病榻上，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他看见我，伸出手来，想说什么，却咳了很久。然后他哭了。
他握着我的手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我们家祖上从周朝就是史官，世代掌管天文记事。可到我父亲这一辈，已经衰落了。他做了三十年太史令，整理了先秦诸子学说，写了《论六家要旨》，可他最想做的那件事——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他没能做成。
他抓着我的手，说——“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他让我继承他的职位，写完他没能写完的书。我跪在床前，说了三个字：“儿谨记。”
他闭上眼睛的时候，窗外是洛阳秋天的暮色。我跪在那里，膝盖贴着冰凉的地面，很久没有站起来。从那天起，我这条命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我答应了父亲，要替他把那本书写完。
我出身史官世家。我的先祖在周宣王时失去官守，改姓司马。到了我这一代，家族文化传承还在。父亲在世时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教我的不只是学问，是“史官”两个字的分量。十岁那年，我已经能诵读古文了。到了长安之后，我跟随孔安国学习《尚书》，又跟着董仲舒研习《春秋》。
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功课，是在路上学到的。
二十岁那年，我做了一件后来被世人称道的事——壮游天下。我从长安出发，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厄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那一次游历，我走了很远的路。我祭拜了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汨罗江边朗诵他的诗，想到他的悲剧人生，不禁为之落泪。我登上庐山，看大禹疏导过的九江。我在会稽打听越王勾践的故事。在淮阴，当地人告诉我韩信年轻时的故事。在沛县丰邑，我走访了刘邦、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等人的故里，从樊哙的孙子那里听到了许多逸事。
后来的人说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他们不知道——我走那些路，不是游山玩水。我去看屈原沉江的地方，是想知道一个人在绝望的尽头是什么样子。我去看韩信故里，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能从一个钻人□□的人，变成横扫天下的将军。我去看孔子故里，看见他的车服礼器，流连忘返，专门在那里学习饮宴和射箭的礼仪。我用脚丈量过的地方，后来都写进了《史记》里。
游历归来后，我做了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那是我第二次远行，足迹到了四川、云贵一带，有些地方当时一般中国人都没有去过。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我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掌天官，不治民，秩六百石。官不大，可那是我父亲做过的位置，是我先祖世代执掌的位置。坐在那间堆满竹简的屋子里，我常常想起父亲临终前握着我的手。然后我低下头，继续抄那些字。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开始编撰史书。我想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从黄帝写到当世。不是为了扬名，是为了把那些被遗忘的事重新记下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我父亲说过的。
可命运没有给我安稳写完的时间。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事件改变了我的余生。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匈奴，转战千里，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最终弹尽粮绝，被俘投降。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武帝问我的意见。我说——“李陵转战千里，虽败犹荣。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我替他说了话。武帝勃然大怒。他以为我在为李陵辩护，在为战败投降的人开脱。我被下狱，交付廷尉审判。罪名是“诬上”——欺君罔上。
按律，当斩。可按汉律，死刑可以用五十万钱赎罪，或者接受宫刑代替死刑。我没有钱。五十万钱，我拿不出来。我在牢里坐着，狱卒送来的饭凉了，我没有动。风从牢门缝里灌进来，我坐在角落里，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那句话——“尔必为太史。”
如果我死了，那本书就没人写了。那些被秦朝焚灭的诸侯史记，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旧闻，那些我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抄过的东西——就再也没有人会把它们串在一起了。我想了很久。然后我选择了宫刑。
宫刑，是中国五大酷刑之一。“诟莫大于宫刑”——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受过宫刑的人，不配与士大夫同列，不配荐举天下豪俊。一个写过“士为知己者用”的人，从此成了一个不完整的男人。一个替父亲著史的人，从此连自己家的门楣都玷污了。
可我还是选了活下去。因为那本书还没有写完。
出狱之后，我做了中书令。官位比太史令高，可我知道，那只是武帝的恩赐——一个受过宫刑的人，只能做宦官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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