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
他们后来叫我“山中宰相”，叫我“华阳隐居”，叫我“贞白先生”。可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我坐在茅山华阳洞里的样子，是我十岁那年，第一次读到葛洪的《神仙传》——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
我生在丹阳秣陵的一个士族之家，可我从小就不太像个士族子弟。别人读经是为了做官，我读经是为了找一条出去的路。十五岁那年我写了一篇《寻山志》，写的不是仕途，是隐逸。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隐”，可我已经知道——有些路，不是走进去，是走出来的。
二十岁那年，齐高帝萧道成引我做了诸王侍读。后来我拜了左卫殿中将军，又做了奉朝请。那些官衔挂在我身上，像一件不太合身的衣裳。我穿着它上朝，穿着它见人，可我心里知道——这不是我的衣裳。
三十岁前后，我拜了道士孙游岳为师，受符图、经法、诰诀。从那以后，我开始遍游名山，寻访仙药真经。那些山里的云雾比朝堂上的奏章真实得多。
永明六年，我在茅山得到了杨羲、许谧的手书真迹。那是上清派最早的经典，像一座沉在水底的城，被我捞起来了。我捧着那些泛黄的卷轴，一页一页地翻，心里想——这才是我的路。
永明十年，我上表辞禄。朝野公卿为我饯行，车马填咽，送别的队伍从建康一直排到城外。有人说那是宋、齐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我坐在车里，看着那些送别的人——他们以为我在告别官场，其实我是在告别一个我不属于的世界。
我去了茅山，住在金坛华阳洞宫，自号“华阳隐居”。我在岭西立了三馆，上馆我自己住，弟子居中，接宾在下。我住在最上面那层，不是因为我高人一等，是因为站在高处，看得见更远的地方。
梁武帝萧衍是我旧交。他即位之后，屡次派人来请我出山。我写了一首诗给他：“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他读懂了。他没有再强求。可朝廷每有大事，他总会派人来问我。那些年里，我的书信往来频繁，时人便称我为“山中宰相”。
一个不出山的人，却替一座王朝出主意。佛与道，在他那里分得很清，在我这里从来就不分。儒、道、释三家，在我看来不过是同一条河的三条支流。
我在茅山住了四十五年。四十五年里，我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我整理了道教上清派的经典，编成了《真诰》。那不是我自己写的，是我把杨羲、许谧等人传教的史料重新编次增饰。那些话是“真人口嗌之语”——我只能听见，不能改动。我编《真诰》的时候，常常觉得不是我拿着笔在写，是那些字自己流到竹简上来的。
第二件，我编了《真灵位业图》，把天神、地祇、人鬼、群仙众真排了一个等级森严的次序。有人问我：“神仙也要分高下吗？”我说：“神仙不分高下，可人分。人不分高下，就不知道该怎么敬。”
第三件，也是我花了最多心力的事——我整理了《神农本草经》，增收了魏晋间名医所用的新药，编成了《本草经集注》。我把《神农本草经》的三百六十五种药和《名医别录》的三百六十五种药合在一起，共得七百三十种。我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未用七类。我又首创“诸病通用药”的概念——治风的通用药有防风、防己、秦艽；治黄疸的通用药有茵陈、栀子、紫草。
我写《本草经集注》的时候，用的是朱墨分书。《神农本草经》的原文用朱笔写，《名医别录》的增补用墨笔写。红是旧，黑是新。红是根，黑是叶。
我还写了《养性延命录》。我在书里说——养神当“少思寡欲”，“游心虚静，息虑无为”；炼形则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是让你做的时候，心里是静的。
我在茅山炼了一辈子丹。我掌握了水银镀金镀银的作用，懂得钾盐、钠盐的鉴别方法。那些烧炉子的夜里，火光映在洞壁上，影子忽长忽短。我蹲在炉前，看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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