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蔡伦，字敬仲。桂阳郡耒阳人。
他们说我是造纸术的发明者。可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这样叫我。他们叫我蔡公公，叫我尚方令，叫我龙亭侯。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站在洛阳宫门前的那一天。
那年我十五岁。一个从南方来的少年，站在洛阳的城门口，风很大。我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待多久，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去。我只知道——从跨进那道门槛起，我就再也做不回一个普通人了。
我入宫那年，是汉明帝永平末年。一个南方少年，被选入宫中做太监，从此与故土两隔。我本是无意间被命运推进宫墙里的人。可后来，我在这座宫城里走了一辈子。
我刚入宫时只是一个小黄门，做些跑腿传话的杂事。宫里规矩严，人也多。可我读书识字快，做事细心，从不犯错。慢慢地，我从小黄门升到了黄门侍郎。
我真正走入权力的中心，是因为一个女人。
窦皇后。她是汉章帝的皇后，无子。太子刘庆的母亲宋贵人比她得宠，她容不下。她需要一个能替她办事的人。她选中了我。
那是我不愿意再提的事。我替窦皇后诬陷宋贵人“挟邪媚道”，逼她自杀。太子刘庆被废为清河王。后来窦皇后又派人诬陷梁贵人，逼死了她，夺了她的儿子刘肇来养。后来刘肇做了皇帝，就是汉和帝。
史书上后来记了这件事。他们说我“诬陷宋贵人”。他们说得对。我确实做了。我不辩解。一个在宫里讨生活的人，有时候根本没有资格选。
窦皇后提拔了我。章和二年，我被升为中常侍，秩俸中二千石，地位如同九卿，开始参与国家机密大事。可我心里知道——那些荣华富贵，都是用别人的命换来的。我睡不着。我常常夜里醒来，坐在黑暗里，风从窗缝里灌进来。我想起宋贵人的脸——她死的时候，一定恨过我。那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不要回头。回头了，就走不下去了。
后来和帝长大了，窦太后失势。那些曾经靠着她吃饭的人一个个倒了。我没有倒。我攀上了邓贵人。邓贵人后来做了皇后——她喜欢读书写字，喜欢纸墨。那时候我在尚方令的位置上，负责制造宫里的器物。别人只看见她的喜好，我看见的是她手里那卷竹简——竹简太沉了，沉到她的手腕上压出了印子。帛又太贵，贵到寻常读书人用不起。
《后汉书》后来记下了我当时想的那些话——“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我告诉自己——我想做一种东西：轻的，便宜的，让所有人都用得起的。我只是一个在宫里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一个见过太多人写字、又见过太多人写不起字的人。我想做一件自己能留下来的事。不是替皇后做事，不是替皇帝做事——是替那些写不起字的人做事。
我从永元四年开始琢磨造纸的事。那时我兼任尚方令，主管宫廷作坊，能接触到各种材料和工艺。我常到洛阳近郊的乡间作坊察看。有一次，我看见养蚕的妇女缫丝漂絮后，竹簟上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揭下来像缣帛一样，可以用来书写。我蹲在地上看了很久。风从作坊的窗缝里灌进来，吹得那层薄絮微微颤动。我想——如果连蚕丝漂絮的废料都能用来写字，那别的废料呢？
从那以后，我像着了魔一样，到处搜罗那些被人丢弃的东西。
树皮。我让人从山上剥来构树的皮，那东西粗糙、厚实，可纤维长、韧性好。树皮里所含的木素比麻类多，处理起来更复杂，可一旦成了，产量能大幅提高。
麻头。织布剩下的碎麻，没人要的东西，混在尘土里。我让人把它们洗干净，挑出能用的纤维。
破布。旧衣裳、旧帐幔，穿破了就扔，扔了就被埋进土里。我让人把它们捡回来，剪碎、洗净，让纤维重新分离。
旧渔网。渔网被水泡烂了，渔人随手扔在岸边。我让人把那些烂网收回来，它们也是麻做的，纤维还在。
我让人把那些原料切碎剪断，放在水池中浸泡。等它们泡透了，再捞起来，放入石臼中捣成浆状。树皮要煮，煮到软化，再用草木灰水浸泡。然后捣烂、打浆。打浆是最关键的一步——要让每一根纤维都充分分散、帚化，这样抄出来的纸才能薄而匀。然后用竹篾把浆液捞起来，让它们均匀地铺在竹帘上，等它慢慢干燥。
做一张纸，要经过“剉、沤、舂、抄、烘”等多道工序。我试了太多次了。有的纸太厚，有的太薄，有的太脆，一碰就碎。作坊里的工匠们换了又换，可我没有停。那些夜里，纸浆的味道像某种湿漉漉的植物根茎，顺着鼻腔一直渗进骨头里。我总是干到深夜，手上的茧被水泡得发白、泛软。我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在宫里待了太久的人，想给自己留一件干净的事。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我终于做出来了。
我选了一张最好的纸，铺在案上。光滑，平整，厚薄适中，书写便利。我拿起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臣蔡伦谨奏”。墨迹在纸面上缓缓洇开，没有渗漏，没有晕染，像它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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