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莲工作的洗衣店离家不远，九点整下班，她到家不过九点十分。
进屋后，她先去洗饭盒。
洗衣店不提供午晚餐，杨志明在世时因为在中餐厅工作，又是主厨，多打一份饭没人说嘴。
他去世后少了这份便利，陈阿莲只能晚上回来做饭，装盒次日带到洗衣店。
没办法，中餐厅里最便宜的碟头饭，一份都要一美元左右，一天吃两顿，一个月就要花掉近六十块。
除了没有经济压力的单身工人，没人能舍得一天两顿在外面吃。
不过等杨乐怡适应穿越，她就接过了做饭的任务。
美国学校放学早，原身既没有参加社团，也没报什么补习班，在完成作业和准备写作之余，她还能抽出时间做晚饭。
暑假开始后，杨乐怡时间更宽松，不再让陈阿莲带饭，一天两次给她送过去。
纽约夏季炎热，饭菜隔夜很容易馊，而冰箱虽然已经走入很多普通人家庭，但杨家没有，洗衣店老板更不可能给准备。
万一陈阿莲因为吃了馊饭生病，对她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洗干净饭盒，陈阿莲推门走进里屋，杨乐怡正坐在饭桌前书写着什么。
这不是陈阿莲第一次见到杨乐怡伏案写作，但那时她不知道女儿在写她的故事，只以为她在做作业。
现在知道了，看到杨乐怡专注的模样，心里有了异样的感觉。
那种感觉说不清，可能是感动，也可能是愧疚，种种情绪让她忘了进屋的目的，直到杨乐怡发现她，转头压低声音说：“妈你去洗澡吧，我写完这一小段剧情，就给你读前面写的稿子。”
之前杨乐怡从不在晚上写作。
老公寓里装的是灯泡，瓦数很低，虽然有台灯，光线也不怎么明亮，杨乐怡怕伤眼睛。
她个人也更喜欢在亮如白昼的环境里写作，前世装修房子时，她特意在书房装了个大瓦数的调动，晚上打开灯，拉上窗帘，身处其中很容易分不清白天黑夜。
今天是特殊情况，她答应了要给陈阿莲读《阿珍的故事》，不能和平时一样早睡。
家里没有电视，唯一一台收音机，也在杨志明去世后转手了。至于书籍，家里有的她都看过，没有再看一遍的想法。
干坐着实在无聊，她就打开了笔记本写稿。
刚开始没什么感觉，写了好几段都觉得不太合适，统统被划掉。
本来想算了，谁想临近九点突然来了灵感。
好在这段剧情不长，等陈阿莲洗完澡出来，杨乐怡也刚好写完。她从书桌抽屉里翻出一份文稿，拿出去坐到陈阿莲身边。
读之前，杨乐怡先喝了口水，再清清嗓子，对着文稿念道：“阿珍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四四年的春天……”
陈阿莲的故事，同样开始于一九四四年的春天。
这不是说她出生于四四年，而是那个春天里发生的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那个春天之前，她生活在粤省台山乡下，听着老一辈淘金的故事长大，但始终不觉得这些故事和自己有什么关联。
直到杨志明出现。
杨志明的父辈是第一批华工，在美国流尽了血泪，终于换得正式身份。他在美国出生、长大，学了一技之长，有了稳定工作，算是过得不错的。
但因为种种原因，他迟迟没有结婚。
当然，这没什么稀奇的，唐人街多的是单身汉。
只是随着父母逝去，他又没有亲兄弟，有时难免感到孤独。所以在《排、华法案》被废除后，他迅速做下了回国相亲的决定。
这决定不算突兀，唐人街和他做出同样决定的人并不少。
虽然就算回国相亲结了婚，因为移民配额问题，短时间内他们也很难把妻子和可能出生的孩子接来，但有了妻子儿女，心中总有个念想。
杨志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的台山。
在唐人街，他可能算不上富裕，但当时国内更穷，他们这些从“金元王国”回来的人，在台山本地人眼里仿佛镀了一层金光。[1]
因此，哪怕当时杨志明已经年近三十，想把女儿嫁给他的大有人在。
陈阿莲是那个幸运儿。
他们结婚之初，村里很多人羡慕陈阿莲，觉得她嫁了大港[1]来的有钱人，以后肯定能吃香的喝辣的。
没准她也能跟着去当美国人！
婚后不久，杨志明便独自返回纽约，留下陈阿莲一个人生子育儿。但因为他定期寄钱回来，村里羡慕陈阿莲的依然不少。
之后几年，夫妻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期间陈阿莲带着儿子去了香江，杨志明则在纽约为了一家团聚而努力。
直到五十年代初，杨志明才终于弄到两个移民名额，却没想到还未出发，两人的孩子便因病去世，最终到纽约的只有陈阿莲一个人。
陈阿莲对未来的向往，早在夫妻分居，独自育儿的那些年被磨灭，她后来去香江，去美国，其实都是随波逐流。
她是个保守的人，哪怕在纽约生活多年，依然觉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杨志明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很大。
杨乐怡在听过陈阿莲的往事后，保留了大的背景，比如法案被废除，男主阿光回国相亲的背景不变。
但故事里的阿光比杨志明更干脆，回到纽约不久，便找人搞定了移民名额。
因为分别时间不长，阿珍其实是带着“美国梦”到的纽约。
“美国梦”这个词，最早是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美国史诗》里提出来的。[1]
他认为，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能过上更好、更富足、更充实的生活，每个人都能凭借能力与成就获得机会，无论出身于地位。[1]
到后来，美国梦渐渐变成了无论出身、阶层、种族，只要努力奋斗，就能过上更好、更富足、更自由的生活。[1]
虽然“美国梦”被正式定义的时间不长，但早在十九世纪末，便涌现出了大批以它为主题的通俗小说。
这些小说的主旨，基本都是穷小子逆袭奋斗，走上人生巅峰。
不过到了近些年，反而是批判“美国梦”的现实主义题材更受欢迎，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愤怒的葡萄》，都是精品佳作。
总之，这几十甚至上百年里，“美国梦”一直都是经久不衰的议题。
杨乐怡在选择题材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她的构思里，阿珍揣着“美国梦”来到纽约，所以在阿光为了名额，几乎倾家荡产，两人一穷二白的时候，她依然能保持乐观向上。
她坚信，只要他们坚持奋斗，迟早能在纽约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文章的前半段，基调温馨向上。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和陈阿莲的经历有了不同。
但陈阿莲听得很认真，双眼明亮，唇角一直挂着浅浅的微笑。
三万字的文稿读完，她仍意犹未尽，追问：“后来呢？阿珍得到那份工作了吗？阿光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迭声问完，陈阿莲想起来，对，她女儿还没有写完这个故事。
以前她去茶楼听书，也更愿意从头听到尾，而非听到一半被人剧透。何况夜已经深了，她明天还要上班。
不等杨乐怡回答，陈阿莲便说：“算了，后面的故事，等你写完再读给我听好了。”
“好。”
杨乐怡收拢文稿，陈阿莲却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由阿珍想到了自己，迟疑问道：“乐怡，这个故事的结局……你想好了吗？”
杨乐怡抬头，对上母亲忐忑的目光，点头说：“想好了。”
陈阿莲上身往前倾，带着几分期待问：“可以告诉我，结局是好的吗？”
杨乐怡面露犹豫。
她认为，台山人将美国称作“金元王国”，认为这里遍地是黄金，只要能来到美国，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和“美国梦”异曲同工。
这是她决定写这个故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她知道，不仅是战争时期的国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的人都把美国，乃至众多西方国家看做天堂。
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流传着“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说法。
所以那一代的人，很多把出国、移民，当做人生目标。仿佛只要出了国，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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